翻譯和研究相得益彰（名師談藝）

　　中國文化走出去，必須培養一批具有多重文化知識素養積澱的學者和翻譯家，作為中外文化交流傳播的橋梁，這批翻譯家和學者應當具有思想和創見，能夠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堅守思想立場，挖掘本土學術思想和精神

　　我是做文學研究出身，其間開始做翻譯工作，並且越做越多，從巴爾扎克開始，后又翻譯《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記》等。退休以后我更以翻譯為主，翻譯了一系列文學經典如《悲慘世界》以及凡爾納、莫泊桑等人的作品，甚至還譯出一萬行法國詩歌。近年來我對雨果小說產生特別興趣，索性把雨果全部小說都譯出來。

　　由於翻譯數量較多，很多人以為我主要是個翻譯家。其實我首先是文學研究者，然后才是翻譯者。翻譯建基於我對外國文學的研究。在翻譯巴爾扎克之前，我寫過《法國文學史》相關章節、寫過《論巴爾扎克》。有了對巴爾扎克的充分研究，我才開始嘗試翻譯這位文學巨擘。在之后的學術生涯中，我的研究和翻譯並肩而行：《法國文學史》《外國文學史》在學界影響頗廣，翻譯作品超過1700萬字。兩者相互促進，學術研究提升翻譯的雅信，細讀的功夫又促成研究的深入。回望我畢生的工作，其實是翻譯和研究的相得益彰。

　　作為已到暮年的翻譯者，我深切感到要給中國讀者提供精美、豐盛的翻譯作品。我之所以看重文學經典，因為經典歷久不衰，具有不同凡響的質量。把這樣的作品介紹給讀者，需要一篇好的序言。序言不能敷衍塞責，譯者須像對待翻譯作品那樣用心才好，在有限的篇幅中讓讀者知道作品好在哪裡、價值是什麼、為什麼如此受歡迎等等。隻有對作品進行過實在研究才能深中肯綮地把其中妙處說個明白——研究者的身份使我有能力勝任這份工作。

　　對我來說，寫出一篇序言佳作，才能形成一部好的翻譯作品。我把近年所寫序言集中在一起，編成《法國經典文學研究論集》，每篇1萬余字，共42萬字。這些序言大多是在翻譯基礎上對作品進行詳盡文本分析，探索作品思想內涵與藝術成就，說明作家創作特征及文學史地位。我很看重這部分工作，這是我對法國文學的研究成果，它與我的翻譯成果連成一體。

　　比如，像《悲慘世界》這樣一部小說，內容那麼豐富，讀者可能並不理解雨果為什麼要寫這個歷史事件而不寫另一個，為什麼要寫拿破侖在滑鐵盧的失敗？原來這麼寫能夠提升作品立意。寫作技巧也要講一講。雨果在《悲慘世界》裡運用大量心理描寫，實際上整部小說是由心理描寫組織起來的。譯者在序言中不說這些，讀者未必全部了解，可能就不能真正懂得作品的價值。再如《基督山恩仇記》，一般讀者都被小說曲折情節吸引，大仲馬在小說中運用何種手法組織情節，讀者卻茫無頭緒。如果譯者能分析出大仲馬的高超技術，就能讓讀者更深切地領會創作何以取得成功。我總結出大仲馬的創作手法是：情節曲折、安排合理，結構完整、一氣呵成，善寫對話、戲劇性強，形象鮮明、個性突出，點明這部小說的杰出成就，說明它不愧為通俗小說的佼佼者。又如《追憶似水年華》，不同於法國評論家普遍認為普魯斯特的手法是心理描寫，我在序言中認為“意識流”更切合普魯斯特的手法。我把普魯斯特的“意識流”分為五六個方面去論述，就更為透徹。

　　我們研究、翻譯西方文學，不能做西方文化搬運工，而要做擁有獨立思想的創新者。中國文化走出去，必須培養一批具有多重文化知識素養積澱的學者和翻譯家，作為中外文化交流傳播的橋梁。同時，這批翻譯家和學者應當具有思想和創見，能夠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堅守思想立場，挖掘本土學術思想和精神，決不能在西方當代文化思潮之中失去自己的聲音。

　　鄭克魯，1939年生，廣東中山人。曾任武漢大學法語系主任兼法國問題研究所所長，現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博士生導師。編著有《外國文學史》《法國文學史》《法國詩歌史》《普魯斯特研究》等，譯作有《悲慘世界》《基督山恩仇記》《第二性》等30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