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聯珠到寶花

圖為《團窠對鹿紋挂錦》局部。

　　敦煌，地處古絲綢之路的咽喉要地。近日，“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時期藝術珍品展”在敦煌莫高窟開幕，來自全球的120余件套精美文物，包括公元7至9世紀古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絲織品、佛像、王冠、生活器物等，立體呈現出吐蕃時期文化藝術的歷史面貌及不同文化之間頻繁的交流互動。

　　展覽中最吸引人的文物，莫過於兩大幅中亞團窠對鹿紋挂錦。來自美國芝加哥普利茲克收藏的《團窠對鹿紋挂錦》，高近2米，寬1.6米，繪有異常碩大的團窠紋樣。圖案上的兩隻鹿立在生命樹兩旁，長著漂亮的枝形角，身上布滿點紋。圓形紋樣的邊框外，附有一圈半圓形裝飾，上面繪有公羊等動物依次奔騰而過，形態栩栩如生，顯示了7世紀中期至8世紀絲綢之路沿線織造工藝的最高水平。與之相似的另一幅《聯珠紋團窠對鹿紋挂錦》來自瑞士阿貝格基金會紡織品研究中心，同樣是高2米、寬1.7米。雙鹿的圖案用浸透染料的八根緯線起花，再與經線交織。主體圖案外的邊廓，由一系列小圓圈組成的圓環內有十幾種動物。在機織絲綢上表現如此體量宏大且復雜的圖案，令人贊嘆。

　　這種大幅挂錦主要用於裝飾吐蕃貴族的營帳。依據古老的草原民族習俗，吐蕃贊普和主要氏族首領每年都有集會的傳統，他們將朝堂設在氈帳裡。氈帳之龐大，可以輕鬆容納100多人﹔氈帳之富麗，常飾以金銀器和絲織品（尤其是絲綢），因此也被稱為“金帳”。

　　這件挂錦的圖案讓我們想到在敦煌的藏經洞中發現的唐代絲綢的華麗圖案，不少圖案與沿窟壁畫上的服飾圖案相呼應，其中團窠紋樣佔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團窠是唐代絲綢圖案中常見的排列形式，是一種圓形或近似圓形的相對獨立的圖案，通常由內、外兩部分組成，內部是主題紋樣，外部是一個圓環，可由不同元素構成。唐代史料中常見獨窠、兩窠、大窠、小窠等稱呼的綾和羅，敦煌文書中也多次出現帶有“窠”名的錦綾。

　　據專家研究，敦煌出土絲綢的團窠圖案可分為聯珠團窠、寶花團窠和動物團窠三類。所謂聯珠紋，顧名思義，就是一種以若干小圓圈按照一定規律排列的紋樣。早期的聯珠紋主要來自西方，往往出現在圖案骨架上，如莫高窟第254窟的北魏壁畫和第427窟的隋代壁畫上都出現了以聯珠紋構成菱形骨架的服飾圖案，青海都蘭唐代墓葬也出土有大量聯珠紋鳥獸錦。

　　寶花則是由中國傳統花卉紋發展演變出來的紋樣。寶花是唐代對花卉團窠的一種稱呼，在敦煌出土的織物和壁畫中大量出現，它是由自然形態花卉抽象概括而得的一種造型，多呈對稱放射狀，盛開或者半盛開的花、蕾和葉，是唐朝非常流行的裝飾主題，形式變化豐富，廣泛用於絲織品、金銀器和建筑裝飾。莫高窟的藻井中也多見這樣的圖案。隨著寶花的演變，花變成了花苞，所佔越來越大，日漸雍容華貴，在開元年間達到了全盛，一直流行至晚唐五代與宋，也傳播到了域外。隨著寶花紋的流行，寶花團窠也漸漸取代聯珠，花卉和枝葉構成外環，內填鳥獸紋的紋飾頗為流行。

　　從聯珠到寶花，也許只是文物圖案紋樣的小小變化，卻也反映出文化的相融相通。如果仔細品味，展覽中的許多文物都蘊藏著這樣的細致流變。

　　關於吐蕃的研究，早在上個世紀，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的樊錦詩就主編了《敦煌吐蕃統治時期石窟與藏傳佛教藝術研究》，沙武田研究員也有《榆林窟第25窟：敦煌圖像中的唐蕃關系》《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石窟研究》等專著，楊富學研究員還翻譯過美國著名歐亞學者白桂思關於吐蕃的專著。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認為，這次大展落地敦煌，不僅因為歷史淵源和絲路文化交流價值，更在於敦煌研究院所擁有的專業研究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