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聚落遺址考古發現看漢代鄉裡田園面貌

圖為三楊庄遺址第二處庭院主房瓦頂東側出土的瓦當。 　　三楊庄遺址考古發掘領隊劉海旺供圖

　　漢代基層社會的面貌，傳世文獻僅能反映出大致輪廓。近年來，隨著簡牘的不斷發現，關於漢代鄉裡行政、社會秩序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認識得到逐漸深化。同時考古發掘的漢代聚落遺址也越來越多，如遼寧遼陽三道壕遺址、河南內黃三楊庄遺址、山東山亭海子遺址、四川郫都指路村遺址等。這些不同地區的聚落遺址，為認識漢代基層社會提供了直觀資料。

　　為恢復生產、穩定社會，公元前202年，劉邦頒布“復故爵田宅”令，一方面獎勵戰時立有軍功者，一方面安置流民。文景時期，西漢政府實施“輕徭薄賦”政策，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穩定與發展。漢武帝晚年主動調整國家政策，開始注重發展農業生產，並實驗、推廣代田法。河南省內黃縣三楊庄村發現的漢代農業聚落遺址，主要由宅院遺存及其周圍農田遺跡等構成。農田遺跡的形態為甽（壟溝）畝（壟背）相間的結構，甽畝寬度一般為60厘米左右，深度約6厘米。結合遺址出土的大鐵犁、鼓型石磙等農具，以及聚落周邊的地理環境，可以確定農田遺址所反映的耕作方法與代田法類似。

　　就三楊庄遺址而言，目前考古發現的14處宅院，分布在一個相對開放的環境中，四周沒有修建垣牆，宅院與宅院之間保持一定距離，最近者25米，遠者超過500米。宅院的周圍分布著南北向或東西向甽畝的農田。三楊庄遺址這種田宅分布關系及整體布局，與文獻記載的閭裡式聚落差別較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產力發展水平與社會生產關系狀況，具有多重意義：

　　首先，生產力發展，每家每戶可以單獨完成整個農業生產過程。生產力水平較低時，人們需要共同協作來完成生產活動，甲骨文“協田”、《詩經·載芟》“千耦其耘”，描述的就是這種場面。三楊庄遺址的田宅關系正是鐵質生產工具推廣及與之相適應的耕作方式進步等生產力發展的結果。

　　其次，在生產關系方面，反映了自耕農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商鞅變法，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開始推行小家庭制度，每戶按照爵位等級佔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戶律》關於田宅佔有數量的規定，証實了名田宅制度的真實性。三楊庄遺址漢代聚落始建於西漢中后期，廢棄於新莽時期，其田宅關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漢中后期自耕農土地佔有關系。

　　山東山亭海子遺址是一處具有相當規模且有界溝的漢代聚落。界溝的存在，表明城邑之外存在閭裡式的封閉聚落。四川郫都指路村遺址也發現了漢代聚落。聚落遺址証實漢代聚落的形態並非整齊劃一，而是具有多樣化特征，這不僅反映了不同地區的人地關系、文化互動、社會秩序變化等問題，而且直觀地反映了漢代基層社會治理政策是隨著時代發展而變化的。

　　三楊庄遺址各宅院的獨立性，正是小家庭自耕農制度在居址建筑上的表現。傳世與出土文獻的相關人口資料，表明漢代家庭規模以“五口之家”為常。《漢書·晁錯傳》“一堂二內”與睡虎地秦簡“一宇二內”的記載，正是與“五口之家”相適應的居址建筑模式。雖然三楊庄遺址居址是二進院制，但從其功能分析，人口規模也應在五口左右。以第二處宅院為例，一進院的東廂房發現石臼、石磨及鐵釜等糧食加工工具與炊具，說明這裡是廚房。西廂房面積相對較小，當為門房。二進院是主房區，由於牆基被倒塌的瓦頂覆蓋，是否是“一堂二內”的結構，由於未進行考古工作，暫不清楚，不過從瓦頂的面積看，基本具備“一堂二內”的建筑規模。這樣，居址內部建筑空間就被劃分為兩個獨立的部分，一進院為飲食場所，二進院是休息場所。

　　南大門外是廣場，廣場東西兩側是水井和編織台，這一區域是開放空間，除汲水和從事編織等家庭副業外，可以作為娛樂，尤其是兒童嬉戲的場所。在宅院周圍發現了成行的樹木遺跡，從樹葉痕跡判斷，是桑樹與榆樹，這也驗証了文獻中住宅周邊栽種桑榆的記載。廣場南端與聚落內的道路相連接，通過縱橫交錯的道路網，與外部世界相聯系。

　　宅院周圍農田裡，發現牛蹄印痕跡，結合遺址內出土的大鐵犁，可以想象農忙時節，家人們一起在農田裡勞作的情景。漢代畫像磚石對此多有反映，雖然不免繁忙與辛苦，但整個畫面所表現出來的和諧、寧靜與自然，透露出了漢代農民日常田園生活的一般狀態。

　　漢王朝採取靈活的基層社會治理政策，推廣先進的農業耕作技術，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確保了基層社會穩定。聚落遺址所見鄉裡田園生產與生活，正是漢代基層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與社會治理真實狀況的直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