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周易》 余敦康 解讀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周易注疏》 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宋元遞修本 國家圖書館藏

　　【讀書者說】

　　在首批“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中，余敦康先生解讀的《周易》，赫然居首。此書是余先生在易學上厚積薄發的成果，也是他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點睛之作。

　　“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的編纂，旨在於選取中國傳統經典中最能體現中國智慧、民族精神、歷史經驗的著作，由學養深厚的當行專家進行解讀，使之成為思想性、學術性和大眾性兼具的讀本，搭建起傳統經典與當代讀者之間的橋梁。作為群經之首的《周易》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說余先生這部《周易》解讀乃厚積薄發之作，是因為在此之前他已經發表過《內聖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漢宋易學解讀》《周易現代解讀》等專著，在易學上可謂自成一家。目前這部《周易》解讀，則以精良的文本、扼要的注釋、通達的點評，給讀者呈現出一個非常古老，亦契接現代的經典樣貌。這固然是一部通俗讀本，但是通俗不意味著不深刻。要真的把余先生這部舉重若輕的書讀出應有的分量來，也許需要了解余先生一生的學問，尤其是他深邃的中國哲學思想。

　　具有哲學內涵的經典解釋

　　余敦康先生的易學，需要分幾個層次考察。我們首先看他對《周易》經傳的注釋與解讀。精研魏晉玄學的余先生，深得“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之道，不拘泥於文本的訓詁考証，也不拘泥易學的門戶藩籬。他最講究的是在解釋經典時要把“我”帶進去，要有自己的價值關懷和文化理念。這部《周易》解讀文字非常清楚、淺顯，沒有過多引証和辨析，這也可以說是余先生有意追求的效果。他說過，他的書就是要讓中學生都能看懂，要適應現代人的需求，體現出思想的現代性來。對於通行文本的訓詁，他基本上遵循王弼、韓康伯注與孔穎達疏，而在完成必要訓詁之后的引申闡發，才是最精彩的部分。

　　這樣一部《周易》解讀，不宜理解為普通的古籍整理，而應視為具有深刻哲學內涵的經典解釋。余先生認為，無論搞哲學還是搞哲學史，都必須沿著經典解釋的進路。經典以及解釋經典的歷代經學體現著自遠古直到近代的精神現象學、精神發展史。我們今天之所以必須不斷地解釋經典，是因為需要通過對經典的解釋來確立我們當下的地位，並以此為中心，上承過去，下開未來。真正的經學家不是皓首窮經的老古董，而是那個時代的思想代言人。經典解釋者有責任把自古流傳的經典進行現代的轉化，把古人的經典變成今人的經典。

　　余敦康先生對於《周易》的解釋工作，大略分兩個階段。他的起首著作是《內聖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也就是以北宋諸家迄南宋朱子的易學為研究對象，后來又作《漢宋易學解讀》，從北宋上推到漢唐時期。對於這一大段易學史的梳理，有什麼學術目標，又或有什麼理論目標呢？

　　余敦康先生所理解的經典，從來不是隻隸屬於它制作的年代與作者的，經典在整個歷史中都在被闡釋著，因此它的意義是與整個歷史相始終的。即如我們常說的“即哲學研究哲學史”與“即哲學史研究哲學”兩者是辯証關系一樣，《周易》經傳和歷代易學史也是辯証統一的。讀者如果肯先下功夫讀余先生的這兩部書，再看《周易》解讀的話，則會在看似簡單平常的字句中感應到深遠的歷史回響。

　　象數與義理的統一

　　易學中象數和義理的關系是非常關鍵的問題，余先生在哲學的高度將其統一為一整體。象數和義理是不能偏廢的，象數說側重於宇宙論體系的構造，義理說意在建立道德本體論系統。余先生把易學中的義理說和儒家的內聖學對應，象數說和外王學對應，因此若在易學系統內使象數和義理達成辯証統一，也就是宇宙論和道德本體論的辯証統一，亦即天與人的辯証統一，內聖與外王的貫通。余先生認為，孔孟本有自己的內聖心性之學，而漢儒發展了外王經世之學，漢唐期間，問題出在二者協調不當，不能融會貫通，而到了北宋，學者不約而同地找到《周易》，通過闡發《周易》之道，把這兩者貫通起來。儒家從整體上說即是統一的內聖外王之道，而北宋的易學恰恰實現了這一理想。

　　這可以看作是余敦康先生易學的第二個層面，比文本注釋和解讀更深一層。但這樣的一套看法在有關中國“軸心時代”的溯源性研究之后，其實是作為歷史和思想演變的后果而呈現了。余先生很欣賞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的“軸心時代”理論，他晚年的自選集名為《中國哲學的起源與目標》顯然有向雅氏致意的意味。

　　余先生用“軸心時代”的概念是要解決自夏商周三代宗教到春秋戰國時期哲學之間的思想突破問題。無論中國還是印度、希臘，在其“軸心時代”都經歷過一個哲學突破宗教的歷程，就中國而言，夏、商、周是宗教巫術時代，春秋、戰國則轉變為哲學理性時代。諸子哲學都是從宗教的母體中孕育脫胎而出的，這是一個思想上的揚棄過程。余先生對《周易》的考察與思考，都應被放置在這個中國“軸心時代”的變局當中。在余先生撰寫的《中國宗教與中國文化》第二卷中，就是這樣看待《周易》的，從《易經》到《易傳》，如同整個時代的進程一樣，發生著從宗教巫術到哲學理性的轉化。在“軸心時代”的變局中研究《周易》較之立足在北宋的研究，顯然又深入了一層。

　　余先生認為，《周易》從經到傳的歷史，本身就相當於一部先秦文化發展史，亦是宗教到哲學的精神發展史。后世的易學，又由象數派發展了宇宙論，義理派發展了道德本體論，從兩漢經魏晉，再到北宋及朱熹，就像百川匯海，也可以說達到了大成，在起源之際被分裂的內聖外王之道，經過各自的發育涵養，最終又重合起來，實現了貫通。

　　余先生總結這個在歷史中流轉不滅，又不斷豐富其意義，發揮其功用的“易道”，乃體現在貫通天人的整體思維，以“太和”為最高目標的價值理想，明體達用的實踐、操作體系。三者相須而備，共同構成“易道”。余先生認為，在中國古代經典中，隻有《周易》最能代表中華民族的智慧，這個智慧的核心即是和諧——“和”“中和”“太和”。《周易》以一陰一陽為道，陰陽的對立統一為和諧。宇宙、自然、人生、社會無不分陰分陽，也最終趨向於陰陽和諧的境界。張載《正蒙·太和篇》說：“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這段為馮友蘭晚年服膺的名言，也一再為余先生所稱述。

　　優游古今，縱橫四海

　　余敦康先生研究《周易》並不停留在古代，而是貫通到現代、當代。他講“易道”，從古代直貫到現代的金岳霖、馮友蘭、熊十力三先生。尤其值得重視的是，金、馮、熊三先生的哲學都開始實現了傳統與現代的轉化，並且使中國哲學參與到世界哲學的大局之中，換句話說，經由他們闡發的中國哲學精神，既是中國不同於其他文明傳統的獨特的東西，也逐步轉生出全人類的普遍意義。

　　從最古老的、最獨特的佔筮術，講到現代意義的、普遍意義的中國哲學乃至世界哲學，余先生的《周易》研究真可謂優游古今，縱橫四海。他在一篇訪談錄中談“和諧”，即強調中國文化的世界價值。在全球化的今天，人類文化必將形成多樣性統一的新格局，一方面各民族有千姿百態的個性，另一方面又有人類共同的進步目標。根源於中國的中國哲學，如果沒有成為世界的，它就沒有達到其本質上的極致。

　　余敦康先生讀北宋諸儒的易學著作時，常常感受到他們在理性思維上的“英雄氣質”。這些學者一輩子都在辛苦探尋，最后也不能得到確定的結果，隻能以困惑作結，然而一代代人猶在薪火相傳、焚膏繼晷，追求不已。其實這也是余先生自己的寫照。余先生反省一生學問，亦常生出一種惆悵，因為語言文章不過是“跡”而已，以一己之“跡”解古人之“跡”，乃是“跡”外之“跡”，那潛在的、終極的“所以跡”為何？卻是語言文章難及之處，每思及此，隻好默然。善讀書者，以意逆志。我們今天讀余先生的書，能感受到余先生的“英雄氣質”否？能在語言文章的難及之處，會心一笑否？（王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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