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近照 趙鳳蘭攝/光明圖片

91歲的他是巴金的侄兒，叔侄倆亦親亦友，一生中有300多封書信往來。在他心裡，四爸巴金是鮮活靈魂的精神支撐和人格榜樣﹔而在巴金眼中，侄兒是理解他比較多的人。

歲末年初，91歲的作家、出版家李致給我發來一條微信，分享他在《晚霞報》上發表的一篇辭舊迎新的歲末感懷。回首剛剛過去的2019年，他獲得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這一年，正值他的四爸巴金誕辰115周年，巴老全身銅像於生日當天矗立於上海武康路的巴金故居﹔這一年，他的五卷六本《李致文存》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在微信中表示：2020年一切將從零開始，無論做人作文，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字裡行間充盈著一個文化老人在鮐背之年仍不忘初心、砥礪奮進的赤子之心和執著追求。

這位知名的讀書人、寫書人、出書人、藏書人，是巴金的親侄兒，曾與諸多老一輩革命家、文藝家過從甚密。在李致位於成都的家中，目之所及的是一排排整齊的書櫃，上面放滿了各種人文社科類經典讀物，其中，魯迅和巴金的書擺在了最顯眼的位置。“我的許多有價值的書都是四爸巴金送給我的。1964年我去上海四爸家，他滿屋子的藏書令我羨慕不已，后來我每次去都拖著一紙箱書回來，需要什麼書他總買來寄給我。我的確在藏書上‘先富起來’。”李致說。

李致1929年出生於成都一個沒落的官宦之家，父親李堯枚是巴金的大哥，也是巴金名作《家》中高覺新的原型。由於家庭破產，父親在李致一歲零三個月時自殺，幼年就失去父愛的李致得到巴金的供給和眷愛，也酷愛讀書，醉心文學。叔侄倆亦親亦友，曾有親密交往和300多封書信往來。在李致心裡，四爸巴金是鮮活靈魂的精神支撐和人格榜樣﹔而在巴金眼中，李致是理解他比較多的人。

“四爸一貫主張說真話。在我12歲那年，他給我寫了四句話：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說話要說真話，做人要做好人。這四句話不僅影響了我，也影響了我的子孫。后來，這些話成了成都巴金小學的校訓，簡化為‘說真話做好人’。”李致回憶說。

李致后來從事出版工作，也是受巴金影響。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巴金曾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給他樹立了榜樣。在李致的出版生涯中，最令他欣慰的是抒情詩人馮至送給他的一句話：“你不是出版商，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這句話后來成了李致所在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指南，意在多出書，出有價值的好書。李致將其引申為“做好人出好書”。

在李致主持四川省出版工作時期，中國正遇十年浩劫后的嚴重“書荒”。為了滿足讀者如飢似渴的閱讀需求，李致大膽破除曾禁錮出版社的“地方化、群眾化、通俗化”三化堅冰，實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的方針，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提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該賺就賺，該賠就賠。賺，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薄利多銷﹔賠，能不賠就不賠，能少賠就不多賠。統一核算，以盈補虧”。本著這一“經濟觀”，他們陸續出版了《人民的懷念》《走向未來》《在彭總身邊》《最后的年月》和關注老作家劫后新作的“現代作家選集”叢書，包括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丁玲、沈從文、蕭乾等老作家的選集和巴金、曹禺的系列圖書。

談到出版家和出版商這一字之差，李致說：“‘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是一個形象的比喻，它的實質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但絲毫不是忽視經濟效益。有人指責它不適合商品經濟的發展，但我認為，書籍當然是以商品形式進入市場，但它擔負著精神文明建設的重任，決不能把它當成一般商品，更不能以營利為主要目的。”

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后，回想自己幾十年的風雨人生，李致感到經歷的許多難忘的人和事需要傾訴，於是重又提筆，以“往事隨筆”為總題，寫下了《我的四爸巴金》《終於盼到這一天》《銘記在心的人》《我的人生》《我與出版》《我與川劇》等多部文存和散文集。這些作品真實記錄了李致早年在團中央工作時，與楊尚昆、張愛萍等老一輩革命家交往的往事，以及后來擔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四川省文聯主席期間，與曹禺、沙汀、艾蕪、李健吾、葉聖陶、馮至等文化名家往來的細節。文字朴實真摯，不無病呻吟，不嘩眾取寵，秉承了說真話、抒真情的“巴金精神”。“我信奉巴金所說的‘我寫作不是因為我有才華，而是因為我有感情’。當作家就是要寫，就像農民種地一樣，寫出一生經歷是我應盡的社會責任。”李致說。

“90后”李致如今仍每天在電腦前筆耕不輟。從1998年學會使用電腦至今，他已是擁有22年“腦齡”的E時代人。除了每天寫作、發郵件、“百度”資料、看新聞和影視劇外，他還時不時發幾條微信，在朋友圈點個贊。談及晚年的快樂生活，李致調侃地說：“雖然老年人在體能上已經不佔優勢，但在心態上要永葆年輕。如今不要再唱‘跌倒算什麼，我們骨頭硬’，要唱‘馬兒啊，你慢些走，讓我把這迷人的景色看個夠’。”（作者：趙鳳蘭，系中國文化報高級記者）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