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鮮明的屈家嶺文化

圖①、圖③分別為沙洋縣城河遺址出土的盂形器、玉鉞。 　　圖②：屈家嶺遺址出土的四耳器。 　　圖④：石家河遺址出土的筒形器。 　　圖⑤：沙洋縣城河遺址航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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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今5100年左右，屈家嶺文化主導完成了長江中游文化共同體的構建，實現了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文化的空前統一和繁榮。它西入關中，北進河洛，挺進淮河，為史前中國多元一體的文明進程貢獻了獨特的力量

　　新中國70年來的考古研究証明，長江中游地區在新石器時代有一段時期足以和當時的黃河流域、長江下游文化媲美，這就是距今5100—4500年的屈家嶺文化時期。

　　距今5100年左右，屈家嶺文化主導完成了長江中游文化共同體的構建，實現了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文化的空前統一和繁榮。它西入關中，北進河洛，挺進淮河，為史前中國多元一體的文明進程貢獻了獨特的力量。

　　長江中游最早發現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

　　1954年，湖北省水利部門決定在京山、天門一帶實施石龍過江水庫渠道工程。剛從全國“第三屆考古訓練班”上結業歸來的王勁、譚維四等年輕學者，帶著在訓練班學到的最新理論知識和考古發掘經驗，與湖北省原有的考古專業人員一起，配合工程開始了江漢地區的首次田野調查。經過一個冬季的艱辛調查，他們發現了上百處古文化遺址，京山屈家嶺村就是其中的一處。這些重要的發現迅速被上報，國家文物主管部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當即派王伯洪、張雲鵬等人趕赴現場。經實地考察，大家認為屈家嶺遺址有重點保護的必要，提請將此段干渠改道至遺址邊緣地帶穿過。意見被批准之后，他們於1955年2月在新規劃的水渠線路上開始了小面積的試掘。一個影響至今的考古發掘就此開始。

　　1959年，考古學家夏鼐、安志敏在不同場合的發言和文稿中，對屈家嶺文化進行了初步命名和表述。隨后，張雲鵬完成了發掘報告《京山屈家嶺》，正式命名了屈家嶺文化。這是長江中游地區最早發現並正式命名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

　　迄今為止，考古工作者已發現屈家嶺文化古城近20處。作為長江中游最為興盛的考古學文化，其遺址分布縱跨湖北、河南、湖南三省。文化版圖以兩湖平原為中心，東起大別山南麓，西至鄂西三峽，北達南陽盆地，南抵洞庭湖沿岸。屈家嶺文化以其鮮明的自身特征，兼容外向的文化品性，在區域間互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實証長江中游史前社會發展的物質文化成就

　　2012年至今，經國家文物局批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市博物館、沙洋縣文物管理所組成聯合考古隊，對湖北沙洋縣城河遺址展開了系統發掘和持續研究，希望以此了解屈家嶺文化中等規模城址的功能布局和社會結構。長達8年的考古工作表明，城河遺址的保存面積約70萬平方米。作為屈家嶺文化在漢水西部的一個區域性中心，它以體量宏大的城垣、規則有序的水系、引人關注的大型院落建筑等一系列相關遺存，再次實証了距今5000年左右長江中游地區史前社會發展的物質文化成就。

　　沙洋縣城河遺址是屈家嶺文化的一座中等規模城址。這座城址選在兩河交匯的三角地帶，可能在最初的營建之時就已有較清晰的規劃。南方多雨，處理水的方法體現著先民的智慧。遺址上隨處可見先民對水的利用和改造。在城牆內坡地面，有規整的排水溝渠，雨水順著城牆流到溝渠中，再匯聚到固定區域，有效防止了水流對城牆根基的沖刷破壞。城牆外側，有完備的“護城河”環繞，最寬處達61米，最深處有6米以上。與“護城河”呼應，城牆東南、西北及北部中段均設立有水門，城外的河水從西北、北部兩處水門進入城內，又分別從西、東兩處水道匯集於東南水門，進而借助人工溝渠排至城外的自然河流。如此，既保証了城內大量人口的生產生活用水，又避免了旱澇之災，體現了嫻熟的水資源利用和管理模式。

　　在城河城的最中心位置，分布著大型院落建筑、陶器生產區、祭祀區以及大型廣場。

　　或許，正是在這個廣場上，城河的首領們帶領著他們的族人護城挖溝，改造大地，開啟了各自的不凡人生。他們的墓葬被安置在了城外海拔最高的地方。規模龐大的墓室、結構復雜的獨木棺、精美的玉石鉞、豐富的隨葬物品、象征財富的豬下頜骨，無不訴說著當時的人們對英雄的尊崇。此外，罕見的同穴多室墓葬形制，也表達了先民們生死與共的美好願望。

　　屈家嶺文化的房屋建筑工藝絲毫不遜於它們的筑城技術。應城門板灣城址出土的大型排房建筑，結構復雜，設計合理，不僅用結實的土坯壘筑牆體，而且還有近似落地窗的設施，蘊含著不輸於現代的“家居”元素。

　　石家河古城作為屈家嶺文化的都邑性聚落，也是一座在早期聚落的基礎上不斷增長和改建的史前城址，相當於“老城改造”。它展示出了比其他中、小型城址更為復雜的狀態。挺拔高聳的城垣、寬大的壕溝、規則有序的水道、密集的建筑堆積、專門化的陶器生產區、生動的陶塑人偶動物、結構復雜的社群來源，皆顯示這座古城曾經的輝煌。

　　豐富的經濟生活和多彩的精神世界

　　無論在江漢之間，還是在洞庭之畔，屈家嶺文化的陶器風格具有一致性。造型獨特的雙腹豆、雙腹碗、雙腹鼎、壺形器等陶器，無不昭示屈家嶺文化的內涵。

　　豐富的陶器類型也意味著當時陶器生產的發達程度，不僅採用了先進的快輪制陶技術，而且出土的蛋殼彩陶杯，最薄隻有0.5毫米，代表了當時制陶工藝的最高水平。同時，盡管由於埋藏環境的原因，目前沒有發現屈家嶺文化的有機紡織物，但出土的大量陶質紡輪說明，關於先民們已經掌握了紡織能力的推斷應該是可靠的。屈家嶺文化的陶質紡輪以彩陶紡輪為主，紋飾豐富，從側面也反映了當時先民的多彩精神世界。

　　制陶業和紡織業是史前社會經濟發展和手工業進步的重要內容，但其終究離不開農業生產的有力支撐。

　　屈家嶺文化的相關發現，不僅存在大量與農業加工有關的專門器皿，而且發現了稻谷、稻殼痕跡，反映出豐收、穩定的農業生產活動。植物考古浮選出的大量炭化種子、殘留物分析揭露的微觀世界，展現出屈家嶺文化的混合農作物經濟狀態，南方的水稻和北方的粟作在這裡共同生長。與此相適應，農業生產工具的制作更加精良，甚至出現了加工石器的專業化聚落。造型規范的磨制石斧、鏟、錛、鑿等工具大幅提升了勞動生產效率，為稻作農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

　　豐碩的農業種植為糧食酒的釀造奠定了物質保障。

　　屈家嶺文化出土的紅陶杯、圈足杯等器具，在造型上與今天的酒具相差無幾。經過對沙洋縣城河遺址出土器物表面殘留物的取樣分析，發現一些陶器內壁附著有水稻、粟以及薏苡屬等植物澱粉粒，其中一些觀察有類似糖化的形態特征，說明當時可能已經有糧食酒的存在。近年來，在天門石家河遺址，僅三房灣一處地點就發現陶杯堆積上百萬件，反映出當時社群對酒的需求量已十分龐大。

　　無論是石家河這樣的都邑性聚落，還是其他普通城址，其周圍都分布有數處或數十處從屬聚落。不同古城之間呈現出大致規律的距離分布，說明它們有著固定的領地范圍。都邑性城址、普通城址、從屬聚落三個層次構成了大型的網絡體系的基本構架。大量的人口和社群聚集在古城內外，憑借高大城牆、寬深壕溝帶來的引水、避洪和防御優勢，更好地組織生產生活，應對來自大自然或其他外力的威脅。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制圖：蔡華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