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古勤學是“風雅宋”的底色

清《蕭晨東坡博古圖扇頁》 來源：故宮博物院官網

　　宋代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高光時代。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在詩詞書畫等方面成就斐然，令人嘆絕。於是，他們“好古勤學”的一面就有意無意被遮蔽了。

　　近代學者王國維曾說，宋代學術，方面最多，進步亦最著，近世學術多發端於宋人。在西方考古學傳入之前，中國傳統的証經補史之學即金石學。這門艱深的學問為宋人所創，其於搜集、著錄、考訂、應用各面，無不用力，而且影響至今。已故考古學家夏鼐先生多年前寫過一篇《沈括與考古學》，說沈括的《夢溪筆談》用冶金學原理解釋古劍，用光學來解釋古鏡，用民族學材料來比較漢畫像石上的古衣冠，並且已經注意到古代地形和氣候的變化，堪稱現代環境考古的前身。

　　北宋時期的文壇領袖歐陽修，熱衷於收集金石器物。他晚年自稱“六一居士”，“六一”包括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等。歐陽修的《集古錄》（又名《集古錄跋尾》），是對家藏金石銘刻拓本所作題跋的匯集，收錄周秦至五代金石文字跋尾 400多篇，遂成學術史上現存較早的金石考古學專著。

　　宋代涌現出一大批收藏家，除歐陽修外，還有劉敞、夏竦、李建中、李公麟、蘇軾、米芾、趙明誠……比如夏竦“性好古器奇珍寶玩。每燕處，則出所秘者，施青氈列於前，偃臥牙床，瞻視終日而罷”﹔畫家李公麟“平日博求鐘鼎古器，圭璧寶玩，森然滿家”﹔米芾“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李清照的《金石錄》后序記述了她與丈夫趙明誠收集、整理金石文物的故事，正是當時文人好古的真實寫照。“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鐘、鼎、甗、鬲、盤、彝、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跡，凡見於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訛謬，去取褒貶……”夫妻二人節衣縮食，極力收藏，真的是“幾案羅列，枕席枕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

　　最著名的古器收藏家當屬宋徽宗趙佶。大觀初年，內廷“凡所藏者，為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政和年間為最盛，“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宣和之后，“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余”，有稽古、博古、尚古等閣，專門陳列古器書畫，堪比大型博物館。

　　據統計，宋代有姓名可考的金石學家超過60位，宋人編撰的金石學著作有119部之多。今天我們了解的古代青銅器器型，鐘、鼎、鬲、敦、簋、尊、盤、匝……都來自宋人的梳理、定名。

　　孔子說“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代表了儒家對博聞多識的追求。這種“多識”的追求發展到宋代，就成了一種“尚博”的風氣。宋代許多文人不僅精研經、史、文，而且廣涉天文、地理，知識結構的深度和廣度都有了不小的拓展。

　　蔡襄，我們知道他是著名的書法家，卻不知道他是泉州洛陽橋的建造者，對北苑制茶業的質量提升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他寫有著名的《茶錄》，還有《荔枝譜》傳世。

　　范成大，素有文名，與楊萬裡、陸游、尤袤合稱南宋“中興四大詩人”。他在廣西時著有《桂海虞衡志》，全面記載了廣西古代山川風物的方志，是研究宋代廣西各少數民族民俗風情的難得資料，具有重要的民俗學價值。晚年隱居石湖后，范成大全力經營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植梅，專門著有《梅譜》。

　　韓彥直是抗金名將韓世忠與梁紅玉之子。他在知溫州任上編撰《永嘉橘錄》，系世界上第一部柑橘學專著。

　　《四庫全書》中收集的圖譜錄志類，唐代僅有6部8卷，宋代則有48部260卷。以花卉譜錄著作為例，現在已知有記載的唐、宋兩代作品約為35種，出於宋代的就佔了30余種。宋人愛牡丹，有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丘濬的《牡丹榮辱志》、陸游的《天彭牡丹譜》、張邦基的《陳州牡丹記》等。梅蘭竹菊更是常見，如《梅品》《劉氏菊譜》《范村菊譜》《百菊集譜》《金潭蘭譜》《蘭史》《竹譜》《續竹譜》。此外還有香譜、石譜、硯譜、酒譜、食譜……怪不得有學者感慨：“可見格物致知，用心於一器一物之微﹔踵事增華，效力於一譜一錄之編，乃宋賢之所長也。”

　　當我們向往那個“風雅宋”的時代，追慕那些燦若星辰的名士文人時，不要忘記，好古勤學才是他們的底色，更貼近他們的氣質。傳統文化之傳揚、復興，今人或可向宋人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