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用文字搭座紫禁城

祝勇近照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作為一名故宮博物院的研究者和故宮文化的普及者，祝勇近年來持續書寫著故宮掌故與傳奇，以個人化視角展示豐富深邃的古典中國。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在這一特殊的時間節點，祝勇推出非虛構新作《故宮六百年》。他說：“我想用文字搭建起一座紫禁城。”

在書中，祝勇帶領讀者，打開一扇扇大門，跨過一道道門檻，在金鑾寶殿、亭台樓閣間撫今追昔，在600年歷史風雲間徘徊流連，體驗了一次時空穿越之旅。

寫出這凝聚文明之美的城池

故宮是一座凝聚了中華文明之美的城池。如何表現這龐大的主題？祝勇希望通過輕靈的文字來撬動它。書中，他採用比編年史更親切、熨帖的敘事結構：通過午門、太和殿、神武門等建筑空間來展現故宮10個甲子的過往雲煙。

在祝勇眼中，紫禁城首先是一座建筑，然后才是它的歷史：“我們對故宮的認識是從空間開始的，中國人的時間意識，最早也是通過空間獲得的。我在書中把故宮分割成若干建筑空間，並為它們選取一個代表性的時間片段，銜接成一幅較為完整的歷史拼圖。我從午門這一故宮的正門開始講起，寫朱棣時代宮殿的營造，隨著空間與時間的推移，寫到神武門時，講的是溥儀1924年從這裡離開，由此形成了歷史的閉環。讀者閱讀也跟隨著從午門進，從神武門出，和現在的參觀路線相同。”

從《故宮的隱秘角落》《在故宮尋找蘇東坡》《舊宮殿》《血朝廷》到新作《故宮六百年》，祝勇書寫故宮的一系列作品中，故宮人始終是作家關注的焦點。祝勇說：“在書寫歷史的時候，我關注的不僅僅是事件，而是事件中的人。因為所有的事件都是由人來完成的，所以核心永遠是人。”

大眾熟知的，多是故宮裡帝王將相、后宮嬪妃的故事。然而在《故宮六百年》中，祝勇著墨頗多的是故宮裡更廣大的芸芸眾生：從太醫、工匠，到太監、宮女，這些湮沒在歷史塵埃裡的人，也被作者視為構成紫禁城600年豐富歷史的重要部分。祝勇說：“從為保護太子而獻出生命的太監張敏，到以楊金英為首謀害嘉靖皇帝的十幾名宮女，這些卑微的小人物，甚至影響到歷史的走向。”

在書中，作家盡可能地展現歷史進程中人性的復雜。祝勇筆下的人物更多是利他的、利群的。紫禁城不僅有影視劇和通俗小說裡的權術、陰謀、黨爭、宮斗，更有著日常生活的堅實質地，有著最朴素的親情與關愛，甚至神聖的奉獻與犧牲。“我寫的歷史不是空洞的、概念化的歷史，有人的溫度，人的血色。”祝勇認為，中國人價值觀的偉大，成就了這座城的偉大。

搭建普及文化的“金水橋”

除了作家、學者，祝勇還有多重身份，他主編過《布老虎散文》等多部叢書，他是《辛亥》《歷史的拐點》《蘇東坡》等大型紀錄片的總撰稿和大型紀錄片《天山腳下》的總導演。從這些身份不難發現，祝勇努力讓自己成為一名向大眾傳播優秀傳統文化的使者，他寫《故宮六百年》正是想搭建一座將故宮和大眾連接在一起的文化“金水橋”。

在寫作中，他始終保持著對文字的敬畏之心，醞釀良久方肯落筆。作家驚奇地發現，紙上“建房子”的3年多時間幾乎與當年集中營建紫禁城的用時相近，讓祝勇對這座城的建造，有了更真切的體驗。爬梳史料、考稽典章時，祝勇發現，每當有惡與丑的力量試圖挾持這座城時，故宮都會自生出一種力量與之抗衡。在這樣的博弈中，它並沒有被摧毀，而是變得愈發硬朗和健康。這或許埋藏著中華文明延續幾千年的密碼。在書寫故宮的同類文學作品中，祝勇的《故宮六百年》於歷史、建筑、人物外，更寄寓了作家對中華文明的省視與哲思。作家王蒙評價說：“祝勇以文學的方式書寫故宮，對於傳承傳統文化，樹立文化自信，很有意義。”

祝勇說：“我寫了這麼多關於故宮的書，著眼的都是文化意義上的故宮。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寫《在故宮尋找蘇東坡》，大家會很奇怪，蘇東坡是宋代的，為什麼要在故宮尋找他？實際上，故宮收藏了蘇東坡的墨稿、他的一些書法作品，還有與他同時代的歐陽修、黃庭堅的作品。”他筆下的故宮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政治意義上歷代王朝的故宮，一個是文化意義上的故宮，后者顯然更重要。

“雖然書名叫《故宮六百年》，但其中囊括的內容不止600年。比如，1420年朱棣為什麼建紫禁城？為什麼要定都北京？書裡都有涉及。此外我還意在通過故宮展示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現在的故宮博物院有186萬件文物，濃縮了5000年文明，回望故宮，目光要超過600年。”祝勇說。

作為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除了用文字傳遞故宮文化外，祝勇也嘗試用影視手法展現故宮之美。他目前正忙於拍攝一部關於故宮的紀錄片。對於“故宮”通過各種短視頻、小程序和琳琅滿目的文創產品成為新媒體時代的“網紅”，祝勇認為，用哪種形式傳播故宮文化，嚴肅或者輕鬆，網絡還是紙媒，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堅持正確傳達中華民族文化的精髓。他說：“歷朝歷代，中華文明都強調仁愛、信義、犧牲、寬容等價值觀，它不會隨著王朝更替變化，這些正是我們傳播故宮文化時需要弘揚的。”

賡續文脈傳薪火

在《故宮六百年》中，祝勇寫到《永樂大典》《四庫全書》流失被毀的災厄，也寫到故宮文物南遷顛沛流離的過程，更寫到保護遺產、賡續文脈的一代代人。在《一座書城》一章中，祝勇用文字紀念了晚清民間文人守護文脈的義舉：面對散失了3/4內容的《四庫全書》文瀾閣藏本，杭州丁氏兄弟決定進行抄補。這是沒有官方發動、全憑文人自發進行的一次抄書活動，他們如女媧補天一般，經過7年努力，使得文瀾閣“琳琅巨籍，幾復舊觀”。書中最后一章，作者介紹了一位在故宮工作多年的老前輩——庄嚴先生。他一身長衫，瘦削溫靜，在抗戰時期為保全故宮文物，使其躲避戰火，帶著故宮文物南遷，以“人在文物在”的精神使國寶免於兵燹，為中華文化保存了血脈。“故宮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長易培基先生，第二任院長馬衡先生，以及一代代工作人員，像那志良先生、單士元先生，為保護中國的文化命脈，前赴后繼，作出了非常大的貢獻。”祝勇說。

在故宮博物院創建之前，第一代故宮守護者就不辭辛苦，將文物清點登記造冊。故宮人不怕打擊，忍辱負重，在文物南遷過程中，易培基被卷入盜寶冤案，在他含冤去世后，故宮人並沒有受此影響，仍舊前赴后繼，完成了文物南遷偉業。

“故宮博物院建院以來，文物高於個人生命的精神代代相傳，故宮前輩們為中華文明的生生不息傾盡畢生心血，乃至生命。這種精神力量感召著我們，也鼓舞著我們。”祝勇動情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