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前的十年，读书都很随性，没有目标，没有系统，但是非常快乐，”著名文艺评论家解玺璋认为，“那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所谓最高境界，大概是一种无欲无求，只在书海中自由快乐遨游的状态吧。“不过，那时会写读书计划——日计划、周计划、月计划、年计划，”他回忆起中学毕业后，在北京化工二厂做工的阅读时光，“把每天要读什么书、读多少页都写下来，一般一天看四本，这本看累了看那本，换换思维。”

    或许人不能一世随性。后来为了工作需要，解玺璋不得不从需求出发，去读与工作相关的书。“大学毕业后，到报社当记者，让我跑电影口，但我对电影不懂，于是就读影视类书籍。基本上，西方的影视类书籍我都读过，有的甚至还读过好多遍。”前两年，他写《梁启超传》，为了走近梁启超的时代，读了很多关于清朝的思想史和发展史。除此之外，为了走进梁启超的内心，他还读了很多关于梁启超以及其身边人的书籍，“丁文江、赵丰田编写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我至少读了5遍，同时，还读了《饮冰室合集》，以及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汪康年、唐才常、孙中山、章太炎、杨度、袁世凯、蔡锷、蒋百里、丁文江、胡适、徐志摩，乃至蔡元培、夏曾佑、张君劢、张东荪、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等诸多同时代人留下的年谱、传记、书信、 日记和文集。”

    解玺璋说自己读书爱较真，“不明白的地方我一定要弄明白，一定要知道根本。”他甚至会把书中提到的其他作者和书都找出来读一遍，他说，这样才能“打通”。解玺璋还边读边做笔记，在书上标重点、写注释、夹纸条、做卡片，他的书桌四周贴满了充满文字的纸条，不难想象，他伏案读书或执笔时被文字所包围的情景。

    “做卡片是跟老一辈学者姚雪垠学的，他有一个卡片柜。”解玺璋将姚雪垠作为榜样，也在卡片上写下重点，并注明文章题目，以及文章出自哪本书或杂志，然后分门别类，像一个检索，查阅起来非常方便，“比如，我将老子、荀子、孟子、庄子经典的话和观点写下来，并记下出处，再归类于先秦时期。”不知不觉，解玺璋的小卡片已经攒了好几箱，而那几箱子的卡片便是他成为评论家的足迹。

    “读小说就不记笔记了，但会写评论，”解玺璋会评小说的主要特征，或最能打动他的地方，记下自己最直接的感受，将书中隐性的意味转化为显性的信息。

    解玺璋不仅仅是一位文艺评论家，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爱书人。“只要不出门，我就在家读书，”他有些感慨地说，“其实人的一生很短暂，青春转瞬即逝，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珍惜时间，扎扎实实地多读一些经典的书，否则将来的发展会有困难，至少行业内的经典书一定要读！大家不妨也制定读书计划吧。”确实，时光匆匆，今天还来不及回味就已忙不迭地变成了昨天。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详细>>>

    解玺璋：1983年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直供职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书香专刊、文化导刊和《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任编辑多年，现任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编报、编书20余年，闲暇时也喜欢舞文弄墨，对文艺评论情有独衷，写过千余篇电影、戏剧、文学和电视剧的评论、论文，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批评奖，著有《喧嚣与寂寞》、《中国妇女向后转》、《雅俗》、《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张恨水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