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去新华书店闲逛,见其部分门面已出租给某保险公司,颇为惋惜。所幸书籍依然很多,足够我左挑右拣。
几番筛选,买了十一本。性价比最高的一本书,四十八万字,七百多页,超厚的一本,三十九点八元。价格最高的一本书,三十一万字,五百多页,五十八元,但内容丰富,且硬面精装、装帧典雅,实在不忍放下。老伴说:“五十八块钱到菜场一眨眼就没了,书却不会消失,你还心疼啊?”我乐了:“对对对,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四十年前买书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那时“文革”刚结束,出版业迎来春天,中外名著的书讯纷至沓来,却供不应求。不少部门、单位的图书室都在扩充,许多书还没上架就被买走。
经人指点,我找到新华书店的书库,在一条偏僻的巷子里。书库里设有该店的流动股,股长、股员每人一间办公室,里面全是书,有装在书架上的,有堆在地上的,还有挑好打了包的。不仅书多,人也多,都是来买书的。
流动股负责派送各单位要的书,便有了调配权。我因为经常去,很快就与他们熟了。他们有时会把躲在柜子里的紧俏书拿给我一本,还提前告知哪一天会有新书上架。
他们按城区的几个片分工,我属于小李管的那个片,麻烦他最多,在他手上买到的文学名著有几十本。他把好书留给我,并及时向我透露一些信息。有一次他告诉我,店里来了《红与黑》,数量很少。我后来是通过我的一位老领导才买到。书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4月的版本,繁体竖排,四十四万字,六百八十四页,一点九五元。书的封面设计尤见匠心,就红和黑两个色彩,中间留白三个大字——“红与黑”。我爱不释手,再去书库的时候,首先向小李报喜和道谢。
我之所以费这么大的劲去买书,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赎罪。
“文革”中,父亲的抚恤金被取消,母亲的工资被扣发,妹妹正患着不治之症,家人的生活成了问题。父亲留下的书刊常常被用来变卖救急,可是,拿起这本,翻翻,舍不得,放下了;再拿起那本,翻翻,舍不得,又放下了。如此翻来覆去,半天才能凑足一竹篮,提着,蹒跚着出了门。此时,一些我们卖出去的杂志都成了附近酱菜店的包装纸,不时回到我们家的饭桌上,沾满酱菜的色渍,而父亲红蓝铅笔留下的各种记号和批注依稀可辨。看到这些,饭桌上的气氛便凝重起来,甜脆的酱菜也变得苦涩无比而难以下咽……
靠熟人买书的情况持续了四五年,接下来的日子就省事多了,图书产量越来越大,买书渠道越来越多,很快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对我来说,书库去得少了,转向门市部。每次出差外地,一些专业书店、民营书店也成了我的驻足之处。住宿的旅馆往往辟有售书点,我也会常去转转,很少空手而回。
后来,女儿买书则多在网上。我曾向她推荐过一本新书,过了两天发信问她买到没有,她回了三个字:“看过了。”有一次,我说曾在南京买过一本书,非常好,可作者接着出的两本书,在泰州买不到。她笑了起来,边吃午饭边用手机为我下了单,七折,免运费,第二天下午快递就送来了。见我对快递员千恩万谢的样子,她又笑了,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北京都是当天送达,到泰州隔一天也能到了。以后买书也上网吧,很方便。
从此我便成了网上书店的顾客,确实既方便又便宜,而且可以价比三家。今年3月,同学给我发来推荐一个新书的微信链接,二百万字,厚厚三大本,标价一百九十五元,微信直销一百二十八元。正准备购买,又顺手点开手机上的“当当网”搜了一下,最后选中九十七点五元的一家下了单。前不久我又点开微信看,直销价已是一百五十八元。再看网上书店,一百元以下的也已绝迹。说明这套书确实好,买的人多,而微信的影响力也功不可没。
虽然图书购销多元化对实体书店的冲击已成趋势,但还是难以完全取代。在我,依然还会去书店逛逛,我喜欢在一排排书架间细细翻、慢慢挑的从容,喜欢在书架旁随意地坐下来,读上几页,再决定取舍的自由,这种感觉真的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