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黎明谈历史片：真正的经典要能打动不同立场的观众

图为影片《王的盛宴》剧照。

　　核心提示

　　●一般的历史片，历史是手段，戏剧才是目标，再忠于史实的电影人也不必成为历史学家，他们的目的就是把故事讲好。

　　●真正的经典作品必须同时经受时间和地域的考验，不仅过了纪念日依然不会过时，而且要能打动不同立场、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类观众。

　　近年来，历史题材的电影作品层出不穷，这与中国的史传传统和人们对历史传说的强烈兴趣有很大的关系。历史题材的电影各式各样，我粗分为以史为乐和以史为鉴两大派。这种分法并不绝对等同于高下，但大致说来，以史为乐的历史片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均不如以史为鉴的历史片，而这，是由创作态度和创作目的所决定的。电影题材根据故事发生的时间，无非讲过去、现在或将来，但发生在过去的故事未必都算历史片，通常是重大事件才能担当得起这个称号。

　　严格说，一般的历史片，历史是手段，戏剧才是目标，再忠于史实的电影人也不必成为历史学家，他们的目的就是把故事讲好。电影人跟小说家一样，有虚构的权力，但如何使用这个权力却能决定影片的档次。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用真实的历史背景叠加虚构的爱情故事，强化了观众的感情投入。在这个故事里，历史是为爱情服务的。李仁港的《鸿门宴》和陆川的《王的盛宴》讲的是同一个历史故事，前者按照现代观念编撰了很多细节，让故事更加吸引人，尤其是吸引年轻人，而后者力图挖掘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从娱乐性或观赏性的角度，似乎《鸿门宴》比《王的盛宴》更胜一筹，而后者更努力于多义性的阐释。

　　正因为所有的历史片、历史剧均不是百分之百的历史，故哪些细节采用史料、哪些采用虚构，能看出创作者的功力。功力不足者，没弄清历史真相便瞎编乱造，难免要弄出一些张冠李戴的事儿来；认真负责的创作者，会先把历史研究透，然后再决定在哪个环节动手术。《一九四二》中的二战背景，尤其是蒋介石在重庆所听的报告，把时间跨度较大的事件进行了压缩，这显然不是编剧没查阅史书，而是剧情需要如此浓缩，若真按照事件的顺序一一呈现，那就需要电视连续剧这种艺术形式了。《勇敢的心》对发生在13世纪的苏格兰独立战争做了相当大的细节改动，但从本质讲，它体现了当年英雄为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精神，故连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也欣然接受了电影的“改造”。

　　有时，以史为乐的历史片并不篡改或歪曲历史，只是调整了侧重点，将史料中某些细节加以放大，以增强视听刺激。迈克尔·贝的《珍珠港》极其详尽地再现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过程，未见有大的杜撰，但整体效果如同电子游戏，无数的伤亡却无法引发观众的悲悯。同样描写二战的《拯救大兵瑞恩》，也有大段战争场面，但效果截然不同，可谓震撼人心。细究起来，同样是反映战争暴力，前者偏卡通化，后者非常写实，揭露了战争的残忍。对比《一九四二》中日军飞机轰炸撤退的中国军队及难民那几段，画面略微多了一点，使得观众心理从悲痛愤怒走向麻木；若再多一点，便有娱乐化之嫌了，也有别于影片总体的节制风格。

　　我们拍摄的某些近现代题材的历史片，充满了说教味道，既不好看，亦无深意。近年来，这类影片开始向类型化方向发展，这无疑是一大进步，因为类型化至少能提高观赏价值，而《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辛亥革命》等片除了明星阵容，还有历史辅导教材的功能。但比这更高的境界是写人，通过描写活生生的人，来呈现历史的必然。最好的戏剧，都是人物推动剧情，而不是剧情驱动人物，那些惊天动地的宏大事件更是如此。因此，我们的重大题材历史片仍有较长的路要走，真正的经典作品必须同时经受时间和地域的考验，不仅过了纪念日依然不会过时，而且要能打动不同立场、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类观众。

　　我无意贬低以史为乐的影片，毕竟多数观众进影院是为了消遣，但拍摄这类影片的电影人需要注意几个陷阱：一是在宣传中不应强调真实，应坦承哪些是虚构的部分，至少不要糊弄观众；二是了解国情民情，知道哪些事件可以编，哪些是观众接受不了的，或者说虚构到哪个程度会超出观众的心理承受。一般来说，越是遥远的历史，观众越不在乎虚构。虚构一个秦王的故事最多得罪一部分文化精英人士，但过分虚构南京大屠杀则会伤害民族感情。还有一个陷阱是通俗文化的无形壁垒，比如吴宇森的《赤壁》以《三国志》为依据，但普通百姓对于那段历史的认识来自于《三国演义》及其派生的戏曲与民间艺术，由此定型的诸葛亮是一位长胡须的长者，由老生扮演，吴宇森说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其实还年轻，故让金城武扮演，这便让很多人难以接受。加之影片注重视听，人们便有理由怀疑起用偶像派明星实则是为票房，而非历史真实。

　　多数情况下，以史为乐的影片要比以史为鉴的影片更加卖座。拍摄一部认真的历史片需要深厚的积累和极大的勇气，很可能吃力不讨好。历史片投资较高，若不加入娱乐元素，观众可能敬而远之。因此，电影人往往待功成名就、为片商赚足钱以后，才敢涉足此类项目。斯皮尔伯格拍摄《辛德勒的名单》和《拯救大兵瑞恩》时，均做好了赔钱的心理准备，而冯小刚则明确表示，拍《一九四二》是他从影的最大心愿，等了19年才实现，显然是靠他一路飘红的票房纪录。通俗地说，他们已经输得起了，所以才敢把影片处理得偏“闷”，不刻意追求娱乐性。一些试图兼顾思想性和娱乐性的历史片，反而两头不讨好，既把历史庸俗化，又没法给足观众乐子。从这个角度，纯粹以史为鉴的影片令人起敬，它们不是迎合观众，而是引导观众去思考历史，防止悲剧再现。敢于拍这种影片的人，至少体现出艺术家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