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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柴静”纵横
我早到了一个半小时，柴静迟到了半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中，我又修改了一遍采访提纲，翻了一遍她的新书《看见》。
柴静的文字，有一种力量，一种有温度又有黏度的力量，情境感极强，读者可疾速进入感同身受的状态，抒情与说理，皆是内敛而轻柔的，大多指向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夹杂着探索人性的热情，关照着那些为怜悯所涵纳的不安、恐惧与绝望。
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在不断地向自己发问，不断质疑，故而字里行间带有脆弱迷人的气质，与此同时，又因这种发问与质疑的持续性，这些文字拥有一种韧劲，糅合着作者的执拗与激情。
但我猜，受过严格的逻辑训练的人，会对这样的文字产生些许不适，因为其中经常使用的，恰恰是“我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这种的悖论式表达，而其思考的探究，也常止于最易达成共识的界面上，诸如：过程是有价值的;人性是复杂的;认识自我是艰难的;内心要独立等。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思考者那里，你都能找到相类似的句子，以及更精致的论证过程。
不可否认的是，生活中充满悖论，而人性中有些东西，确是亘古未变，悖论式的表达附以轻灵的诗意，足以长驱直入至人的内心，击中人们内心的真实，让很多人无力还击。而所有这一切为一个记者造成的麻烦在于，你若要尊重理解对方，你便无可置疑，就像你无法问一个诗人，为何“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除非你能成功地获得进入对方内心的门票，细观其思考运思的过程。
柴静说，我的理想是不断完善自我。这话对我而言，是一个诱惑，它有那么一点意思，招呼着我去探看她的内心，煽动我去描绘她精神成长的轨迹。如果她愿意交付自我，这个过程就是一次深度对话，而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世界多么小，总还是超出了单纯的他自身，而渗透了他所在的时代、环境和当前可见世界的精神的。如果她拒绝，这将是一场不可原谅的冒犯，人不可度量他人的内心。
在我对这次采访疑虑重重时，柴静出现了。她在我对面坐下，掐掉手中的电话，对对方说，“我要开始工作了”。柴静比我想象得要瘦得多，眼神交错时，她给我一个标志性的温婉沉静的微笑，眼睛明亮，有血丝。采访前一天，她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新书《看见》，几千名读者排队几个小时，只为自己所拥有的《看见》一书扉页上有柴静手书的“柴静”二字。她对每一位上前签名的读者微笑着说谢谢。
《看见》一书首印50万册，上市几天即大量加印，这些都被各大媒体作为新闻点加以报道。很难估量这个瘦弱文静的女子所拥有的话语影响力。她的话，现在经常会出现在一些营销微博账号上，用做“晚安”贴，她在文章里引用的他人的话，也常被当做是柴静之言加以引用，可见一斑。
然而，当我问到如此庞大的印数是否含有对自身写作的价值判断时，她的回答是，书写完了，就与作者没有关系了。这是一个标准的文艺理论范畴的解答，一个作品，自其诞生起便拥有自己的生命，与作者无关。
若是放在文化观察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一部作品的流行，必是契合了特定的社会文化需求，与当前人们的日常生存需要与经验相关。探寻柴静何以流行，对我而言是另一个诱惑，但她要尊重作品自身的生命，便关闭了为我提供相关答案的门径。这是我在采访之外需要完成的事。
因为担心自己判断有所偏颇，我在此前请身边几位长者评价柴静，其中一位要我仔细想想价值坐标，判断一个人一本书的价值，需区分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关于前者，千百年来，经典就那么几本，关于后者，得先衡量一下当下社会的文明底线。他也提醒我，你没有权利要求他人符合你的价值理念。
如你所见，纵向，柴静的成长，横向，柴静的流行，是这次采访的内在纹理。
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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