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对话王蒙：经常“犯忌” 宁可被记仇也要说真话

编者按：王蒙、著名作家，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成名，写过青春岁月，评过庄子、老子，当过中国文化部长，文学道路上经过青春的滋养，有过人生的辉煌，也踏过16年的流放，2013年初出版了《这边风景》，近80岁的他仍在创作，新作《烦闷与激情》，预计明年春节前完成初稿，2013年一个初秋的上午，我们来到北四环王蒙先生的家中作客，听他谈文学聊人生。以下为采访实录：

谈新疆岁月：“坏事变成好事”

[文化频道]：非常荣幸能有机会来到王蒙老师家中，与您面对面近距离的聊天。王蒙先生，您毕生的文学道路走的坎坷，经过青春的滋养，有过人生的辉煌，又踏过16年的流放，回头看新疆16年经历，给您人生和岁月写作带来什么影响？

[王蒙]：我在新疆生活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使我变得更实际，也更成熟。另外，在客观上还起了一个作用，就是躲避了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那种暴风骤雨，新疆当然也有，但是文革风头刮到新疆以后，原来12级台风到新疆最多就剩下7、8级了，到了我待的比较多的伊犁那边就剩下5、6级，到了我待的公社，也就是农村里剩了4级了，所以起了一种自我保护的作用。还有更多的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和各族人民在一起所得到的锻炼、学习。所以，可以说是坏事变成好事，新疆的生活是我这一生写作的重要资源之一。

[文化频道]：您见过也经历过鲜花和狗血、落魄和得意，在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是什么信念支撑您这么一路走下来？

[王蒙]：我常常说，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有一个光明的底色。因为我从少年时代就卷入了，或者参加了推翻旧中国的革命斗争，尤其是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的事件，那种信念、那种胜利，我常常用一个词，就是那种凯歌行进的感觉，那种百废俱兴的气象，无论如何使我对新中国抱有巨大的希望，对共产党抱有巨大的希望，虽然发生了一些我所不能理解的，甚至可以说让我非常痛心的事情，我觉得总还要等待，事情总还有是非曲直，有弄得更清楚的那一天。

[文化频道]：这种希望一直支持着您。

[王蒙]：是。当然我也要说实话，我也有一种自信，自信自己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有心愿把事情做好的人。

谈生活哲学：不投机取巧、不急于求成、不蛮干

[文化频道]：您曾说，老百姓有着自己的一套生活哲学，那么您的生活哲学是什么，能用一句话给咱们概括一下吗？

[王蒙]：老百姓的生活哲学，比如说老百姓要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即使带很多的政治的帽子，也需要老百姓自己观察一下，这个人你说他好，那他是不是真好？譬如说一些投机取巧的人，他可能一时官运亨通，但是在老百姓来看他不是一个太好的人。相反一个非常正派、非常善良又非常努力的人，老百姓经过一段接触，就会众口一声的认定他是一个好人，即使他一时处在逆境，但是老百姓也认为他是好人。我深受这一类生活哲学的影响。

简单的说，就是对是非曲直自己有一种信念，不应该做坏事，不应该做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事，也不应该做那种盲目的、急于求成的，甚至于蛮干的事，能够掌握着自己做事情、处理各种问题的尺寸。我已经79岁了，近80年的经验已经证明，我这个信念是靠得住的。

对弱点“不设防”：看戏看得涕泪横流

[文化频道]：王蒙老师您有一枚闲章叫做不设防，您特别喜欢“不设防”三个字，您说，不设防还包括不怕暴露自己的弱点，并且坦然的面对自己的弱点。我们很好奇您有何弱点，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弱点？

[王蒙]：我说的“不设防”，是我觉得中国社会其实也是挺复杂的社会，而且它的转变是经历了许多次的，前进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直线过程，在这时候处理一些事情，是很容易有不妥的地方，或者是靠前了，或者是靠后了，或者是太激进了，或者是太温吞了，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就力求把这些东西处理的好一些。那么有些不了解你的人，就以为你心计特别周到、算计特精，用上海话讲就是门槛特别精。但是恰恰相反，我是一个性情中人，是一个喜欢动感情的人，是一个常常愿意表现自己、表达自己而不愿意隐藏自己的人。那么这时候，我也会经常听到一些善意的劝告，“你这个事儿不要做，这个文章不要写，那个感情不要表露，这个不要提。”可是，一般情况下我觉得不必要这样。我所向往的一种境界是自然而然、行云流水，“行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我觉得越这样越能够赢得人们的信任；越是这样的话，从自己的心里就越是不愿意做极端分子。

我老是开玩笑说，上海合作组织打击三股势力，那个当然有特定的指向，但是从个人的人生来说，我拒绝这三股势力，就是我拒绝做极端的人。我拒绝做恐怖，虽然我恐怖不到哪儿去，但是起码我拒绝恐吓别人，也拒绝别人恐吓我；我也拒绝做动不动就闹分裂、闹矛盾人。

经常“犯忌”：宁可被记仇也要说真话

至于我不怕暴露自己的弱点，那多了。比如我常常举一些例子，证明我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领导干部，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当文化部长的时候，有一次听李世济唱《哭塔》，就是唱白娘子被雷锋塔压住以后，许多年过去了她的儿子祭奠她，把塔哭倒了，她又出去了。其实，这都是民间传说的戏，结果我居然感动得涕泪横流，介于失态。我说这部长千万别当了，别出洋相了。

有人以为我特别老奸巨滑，恰恰相反，我是一个非常急躁的人，我有许多急躁表现在处事、处人当中。但是，我的好处就是来的快去的快，我绝不会因为急躁就对别人抱成见，或因为一时的分歧就变成了对立面。再比如，文艺界的人都是非常敏感的，互相是不能说坏话的，只能够捧。你写出东西来，如果你说一个人的东西没有写好，那么他对你的痛恨，是要记一辈子仇的。但是，对不起，我宁可被别人记仇！如果我实在不能容忍你写的作品，我会说出来。所以，我无论是谈青年作家的作品，还是谈和我年龄差不多作家的作品，甚至于是谈我师长这一辈的作品，我都直言不讳的提到过一些我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不能苟同，也不能赞扬的一些东西，实际上，这都是犯作家的大忌。但是，我宁愿付出代价也得把我的想法说出来，要不然活一辈子，留了很多想法都没说出来，临闭眼的时候冤不冤啊？

谈成长经历：儿时小伙伴是地下党员

[文化频道]：王蒙老师，您的文学创作历程可以堪称传奇，22岁写成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是很年轻的年纪，22岁很多人才大学刚毕业，但是您却已经成名，您与文学如何结缘的？

[王蒙]：我是写作比较早，但不算最早，这没什么新鲜的。苏联的那个作家米哈耶尔肖洛霍夫，他后来还获得了诺奖，他刚开始写名著《静静的顿河》四卷的时候才16岁。所以，到现在还有人攻击他，说他是拿了别人的稿子。但我是不相信的，如果说是参考了别人的一点构思，这都是可能的。我们在写作当中也会有参考，比如，你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和你前不久看过的某篇古代小说有关，或者是和某个外国的作品有关，这都不足为奇，所以这个并不算特别新鲜。

我参加政治活动比较早，这倒是真的，因为我跟地下党建立联系的时候才11岁多一点。1945年后半年1946年初，那时候我在操场上见到我们学校的一个垒球运动员，是学校的一个垒球明星，我那时候刚演讲比赛得了奖，所以他也认识我，等于我们学校俩小明星见面，他就问我，“你最近看什么书”，我真是不设防，我就说我现在看什么什么书，我还说我现在思想左倾，我就这么对他宣布的。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那时候中学里有国民党的特务，如果报给一个国民党特务，那就是自己把自己就送到他的黑名单里去了。

这是老天爷安排的，这哥们儿是地下党员，他一听我“左倾”就两眼放光，还把我带到他家里。他家里一架子书，有黄炎培写的《延安归来》，英国人写的《苏联记行》，还有其它书是用别的封面，但实际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然后是苏联作家瓦西里列夫斯卡写的《红》，还有苏联作家卡大耶夫写的小说《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华岗写的《社会发展史纲》，还有当时的新知书店的《社会科学小丛书》、《大众哲学》，我简直如饥似渴看上了。他纯粹是办了一个家庭党校，所以政治方面我比较早。

我19岁才开始写作，那时总忙着开会，因为我早就参加工作了，整天开会，所以够晚的了，不算早。

兴致勃勃写新作：新手法新创意 明年春节前完稿

[文化频道]：如今您还在创作，每年至少拿出一到两部文学作品，那您下一个创作计划是什么，今后想写哪方面的题材呢？

[王蒙]：现在我在写新的长篇小说，而且我想在手法上能够有一个新的创意。我更多的描写人的内心感受，对生活的印象，对人生的探索。我不一一交代主人公的生活遭遇和历程，但是我不停的写他的心境，写他用心境组织生活的素材和经验。这个小说我已经写了八章了，大概会写14、15章的样子，应该在明年春节前能够完成初稿，这是我目前正在兴致勃勃的做的事。10月号的人民文学杂志和中国作家杂志，应该会各自发表我这个书里的三个章节，四万字左右，所以已经开始露点模样了。

[文化频道]：我们很期待您的新作。您曾说写作是您的人生，那还有什么题材是您想写还没有写的？

[王蒙]：您这说的挺好。因为我这七八十年走过的地方挺多，兴趣也比较广泛。过去人家说，有些写作人叫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就是年轻的时候写风花雪月的辞赋多一些，老了就是穷经，就是对经典的探讨、理论的探讨会多一点。

除了小说以外，我也写过一些像对老子的探讨，出版过两本书。对庄子的探讨出版过三本书，关于对庄子的探讨还有一本书，现在正在准备，但是我并没有停止我的小说的写作。像今年已经出版了整理的长篇旧作《这边风景》，有70多万字，又出版了这几年创作的中短篇集子《明年我将衰老》，那有十几万字，现在我手底下写的长篇小说应该有20几万字。

我还有一些其它想写的东西：一个是对唐诗的心得、联想、体会。一个是想论述《聊斋志异》，这是我特别有兴趣的一本书。至于小说性的东西，我现在说不上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碰到一个什么事儿，就会有遏制不住要把它写下去的冲动。

[文化频道]：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新作。王蒙老师，近年来，荣获茅奖的作品很多都是描写农村题材，包括之前诺奖获得者莫言老师，他的题材也是关注农村的，为什么看不到反映当下城市生活题材的优秀作品？

[王蒙]：中国农村题材的作品能引起各个方面的注意，我想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的大国，农民的数量也比较多，而且我们的文化也带有某些农业文化的特色。我们讲中华文化，如果离开了中国农村，我们中华文化很多东西就都讲不通。有一些古代先贤的教导，在城市里能做到的实在是很有限，或者是因为受到的激荡、冲击比较多。但是在农村的情况就大不同，比如说，现在城市的人很多年轻人都沉迷于上网、看电影，甚至蹦迪，可是农村里对唱大戏、听大戏还保持着相当的热情。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

河南的作家张宇先生曾经有一句话，他说，其实中国到处都是农民，不要认为农民只在农村里面。有的人发了成了董事长，但是你要跟他接近一点，就会发现他的那种文化心态、生活习惯还是农民。有的人现在当了领导了，能力也很强，组织能力也很高，但是他个人的作派和行事方式，也仍然带有农民的特点。包括什么作家协会一批各有成就的作家，你往细了一研究，仍然从他身上看出农民的特色。

《红楼梦》、《道德经》影响最大

[文化频道]：您05—08年任全国政协文史委主任，后来又当中央文史馆馆员，前后当了15年政协委员，您说您“一边乐此不疲的做着这些事情，一边又很无奈”，您因为什么感到无奈？

[王蒙]：有些事情你看着想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不见得都能做得成。比如，文史资料里有一类相对敏感的东西，你看着这些资料淹没吧，会觉得不是最好的办法。你顶着风非要组织敏感资料的写作也不是好办法。所以总会有一些不由个人自主的因素影响着你的工作。

[文化频道]：王蒙老师，您创作过这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我们很好奇，哪一部作品对您的影响最大，您最喜欢的一位作家是谁？

[王蒙]：我不属于专门私属于哪位师长或者古人的写作人，一说就是一串，起码说50个，等于没说。比如，《红楼梦》对我影响最大，这么说完全可以，但是如果说孔子《道德经》对我影响最大，这也是站得住的。如果反过来说托尔斯泰对我影响大，或者说李白，或者说李商隐，国外我也还可以说一大堆，所以这个问题我是答不上来。还有的人想问，“你那么多作品里认为哪个最好？或者哪个最重要？”我也答不上来。我马上就要出我的文集了，一共是1700万字，我可别在这1700万字里挑出一个7000字的作品来，我说就这个最好，那我等于把其它16993000字都否定了，我不干这种傻事儿。您看哪个好就耐下心来把这1700万字看下来，看完之后您给投一票得了。

爱好体育，每年夏天都去北戴河游泳

[文化频道]：王蒙老师，您现在的生活怎么安排，除了阅读和写作，还有其它什么爱好吗？

[王蒙]：我比较爱好体育方面的活动，尤其是游泳，每年夏天我都上北戴河。中国作协有个创作之家，我在那要待一个半月左右，对我的健康也能打下基础，对这一年写作最重要的打地基的工作，也是在那进行的。我在农村农家乐还有一处房子，我也喜欢到农村里去，喜欢上山，喜欢走路。我尽量推迟自己老化，完全不老化也是不可能的。

[文化频道]：王蒙老师，新中国文学60年，您认为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和层次呢？

[王蒙]：这个问当代文学的教授吧，当然我们现在一般说，文革前叫17年，文革前有17年，文革本身有10年，或者延长一点更长的时间，又有很大的不同。文革当然是文学的灾难，但是文革中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包括我的《这边风景》，也是在文革当中写成的。文革以后所谓新时期又怎么分？我现在还没想好。

谈子女：务实、谦虚，希望他们做正派老实人 

[文化频道]：您的儿子王山曾写过一篇文章《我的父亲》，写得很温馨感人，您对子女和后代有什么期望？

[王蒙]：我没有特别特殊的期望，比较起来我对什么家庭教育做的是不算细致的。因为我有些亲属、朋友的后代教育做的都很细，比如教给他们乐器，给他们请家庭教师，我在这方面做的并不够细致。当然我首先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因此，我在可能范围内还是挺注意孩子们的营养、体育活动。当然我也希望他们做正派、做老实人，不要做坏人，不要做那种纨绔子弟，他们也不可能，所以我的孩子确实出不来小霸王式的、李某某式的人物，而相对是比较务实，比较谦虚的孩子，这方面我还比较满意。

【作家简介】

王蒙，男，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生于北京。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9月7日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十多年。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1979年平反。1983至1986年任《人民文学》主编。1986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同年6月任文化部部长，1990年卸任。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中共中央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人民文学》主编等职。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2002年4月任中国海洋大学顾问、教授、文学院院长等职。

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暗杀—3322》、《季节四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青狐》、《尴尬风流》，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在伊犁》系列小说，小说集有《冬雨》、《坚硬的稀粥》、《加拿大的月亮》，诗集《旋转的秋千》，作品集《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王蒙中篇小说集》、《王蒙选集》、《王蒙集》，散文集《轻松与感伤》、《一笑集》，文艺论集《当你拿起笔……》、《文学的诱惑》、《风格散记》、《王蒙谈创作》、《王蒙、王干对话录》，专著《红楼启示录》、《王蒙评点红楼梦》、《王蒙话说红楼梦》、《王蒙讲稿》、《王蒙新世纪讲稿》，自选集《琴弦与手指》以及10卷本《王蒙文集》、23卷《王蒙文存》(2003年)等，2006-2007年出版了自传《半生多事》、《大块文章》。有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获奖。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