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女儿”樊锦诗：扎根大漠只为阻止敦煌遗产变老

　　樊锦诗 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被誉为“敦煌女儿”。曾提出“莫高窟治沙工程”等13项文物保护工程，独创新工艺和技术改善莫高窟文保工作；首次提出运用计算机技术永久保护敦煌壁画、彩塑；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分期断代。

　　今年75岁的樊锦诗在敦煌已经工作了整整50年。

　　当早报记者在苏州金鸡湖畔见到她时，仍能从她和蔼的笑容中认出江南女子的性情，而她却打趣地说西北的天气催人老。

　　老不老，未必见于容颜。弹指一挥间的半个世纪，未能催老报效西北的拳拳赤子，鸣沙山飞扬的风沙终究磨砺出来一颗更加坚定地守护敦煌文化遗产的心。

　　在接受东方早报与绿城·苏州桃花源主办的2013年“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大奖时，这位为了敦煌奉献出半个世纪热血的老人，面对荣誉却表现谦虚地说：“这个奖不是给我的，我仅仅只是代表敦煌研究院来领取它。”

　　敦煌五十年

　　樊锦诗祖籍杭州，生于北京，成长于上海，1963年自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至敦煌文物研究所。

　　“一上洞窟就忘了生活，觉得震撼、惊奇，古人这么厉害，留下这么好的画。一下洞，看到周围灰秃秃的光景，心里又觉得荒凉。”樊锦诗如此形容当时的工作与生活情境。事实上，当时敦煌的生活环境对一个江南女子来说更艰苦。比如，最大的差别是经常缺水断电，房子土块垒的，门透风，房顶糊着报纸，甚至有老鼠在晚上熟睡时从房顶掉到炕上。

　　敦煌莫高窟又叫千佛洞，孤处沙漠戈壁之中。在1943年常书鸿先生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之前，这里只有一座喇嘛寺与一座道观。

　　与今天热门旅游地的盛况不同，上世纪60年代的敦煌物资紧俏，工作人员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借来的木轮老牛车，如此来回七十多里到县城采购用品，直至1965年所里才有了第一部汽车。

　　樊锦诗初到敦煌时，所里有40多人，他们甚至还要自己解决部分口粮问题，因此每到春季他们在研究所边自辟田地耕作。冬天，他们要到莫高窟前的宕泉河里破冰取水。

　　樊锦诗最初只想待3年，然后再想办法调到武汉与未婚夫彭金章团聚。其后开始的“文革”让调动的事情泡汤。“文革”结束后，樊锦诗已经割舍不下敦煌。

　　在千佛洞中佛造像的微笑凝望下，五十年瞬息而逝。然而，这位1.55米、摇曳着蒲柳之姿的江南女子，却推动着敦煌文保工作，在边塞的朔风中显出松柏之质。

　　1984年改为现名的敦煌研究院，队伍大了，“现在机场有了，敦煌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有专业的人做，有保护的、有研究的、有画画临摹的，以及博物馆部门，有编辑部、有资料信息中心、有数字中心专门做数字化，还有专门搞旅游接待的部门。”樊锦诗说。

　　遗产保护中找到平衡

　　说起参观接待工作，樊锦诗回忆起刚到敦煌时的情景：“根本没人来，所以也没有专门的接待部门，偶尔有人来参观，我们研究人员就临时充当讲解员。”作为敦煌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历年参观人数增长数她谙熟于心，“自1979年以来，参观者就越来越多了，最开始每年有一两万人，到1984年是10万人，上世纪末则一年游客到了20万，2001年超过30万，去年达到80万。”

　　参观者集中在旅游旺季，即每年的七八月份和国庆，然而，“我们每天的接待能力仅仅是3000人次。” 樊锦诗说，“洞窟往往很小，环境也较封闭，参观人数太多，会影响到其中的温度、湿度等多项指标，所以每当发生指标超标的情况，就要做出调整，或许某一间洞窟就需要暂时关闭。……这些东西都是特别脆弱的。所以如果对参观没有限制，很快文物就全完了。壁画跟人一样，也是要呼吸的。”

　　面对大大超过接待能力的参观者，樊锦诗坚持开放。“今年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我们最多的一天接待超过两万名参观者。如果单纯从保护的角度出发，那么我们就只能不开放了，但是我们还是在保护的前提下想办法接待了所有远道而来的游客。一方面限制开放数目且仅仅选择出有代表性的洞窟开放，一方面在每个洞窟里安排8个以上的讲解员，分别负责讲解、保护和维持秩序的工作。既要让参观者看得好，能有所收获，又要解决大流量。参观者在每个洞窟门口都需要排长队，但这也已经是我们无奈中为了能坚持开放而想出来的办法了。”

　　面对一些误解，樊锦诗只能无奈地叹口气，“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后来再做仿制品，怎么样都是假的。现在却有很多对我们的误解，说我们光知道保护。事实上，我们是在保护好的前提下开放，在开放的情况下坚持保护，保护与开放无法割裂开来，也不是对立的。因此，我们修了游客中心，参观者在等待的时候能在那里通过球幕电影观赏洞窟。现在，有一些地方的旅游部门或相关单位希望遗址遗迹对外开放得越多越好，他们或许目前还没有明白需要对文物担负的责任。我们则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才确定了现在的开放模式的。对参观者限死了是不对的，但不限制则很危险，文物真的出了事情怎么办？”

       探索永久保存的途径

　　文物保护本来就不是简单易行的工作，而壁画又比其他文物更脆弱。

　　敦煌文化遗产无疑可称得上是国家的“宝贝”，在樊锦诗看来更是“唯一”，她认为：“敦煌在唐代是边缘地区，像敦煌壁画这样的作品，当时或许并不少见。问题是，现在其他地方都没有保留下来如此绵延1000多年、联系不断、自成体系、丰富、灿烂、博大的古代佛教壁画与雕塑艺术了。”

　　樊锦诗告诉早报记者：“1908年初到敦煌的外国考古学家曾拍摄过很多照片，我们做过比较，那时100多年前的敦煌壁画与现在变化是很大的。那么再过100年会怎样呢？这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现在很多壁画你去看看觉得保护状况很不错，但一对比1908年的照片就发现还是不对头，壁画的状况肯定是在慢慢变的，只不过是坏得快一点儿还是慢一点儿的问题。我们做那么多保护与修复工作，也不过就是希望它能坏得慢一点儿，甚至不坏。但保持不坏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在想办法把它的资料永久保存下来。”

　　目前，任何一家文物单位都会为文物造册建档案，文物的信息即通过文字描述、照片、示意图，甚至录像资料得到保存。然而，时间长了，照片会褪色，录像会消磁。樊锦诗很明白她所坚持守护的敦煌壁画也在褪色，眼看着一点点在变得面目全非，该如何把原始状况作为资料尽可能地保存下来呢？事实上，这也就是樊锦诗力推“数字敦煌”的初衷。

　　因此，才有了日益精进的文物保护与修复同步开展的“数字敦煌”项目。樊锦诗告诉记者：“做数字保存资料当然并不排斥保护洞窟。敦煌研究院的修复队挨个修复洞窟，保证原貌的原则不能变，一直要继续做，也要继续研究修复与保护手段。同时，我们要做数字化，把洞窟里五彩缤纷的颜色保存下来，做到高保真，不能拍下来红色变紫色、绿色变蓝色。保证颜色和形都是准确的，数字敦煌才是有意义的。”

　　50年间世情变幻不息，樊锦诗半个世纪的敦煌人生经历了从窑洞、自留地、缺水断电到组建庞大完善的敦煌研究院，成为旅游热点与引进高科技数字技术的大时代。时代流转，人焉能不老。可是，惟其千方百计阻止敦煌灿烂遗产变老的热情，恰似依然洋溢着不灭的青春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