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弱化 使诗歌沦为娱乐笑料

　　 原标题：批评弱化，使诗歌沦为娱乐笑料（附照片）

　　 中国当代新诗批评对于指正每个时期诗歌创作的弊病并引导新诗的合理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当代新诗批评就没有今天的新诗成就。然而，今天新诗批评的功能与早期相比，出现了明显弱化的趋势，其自身的症候也越来越突出。

　　 某些当代诗歌批评从高雅的艺术探求迅速下降为低俗的名利经营，部分诗歌评论者放弃了职业操守和学术道德。当前的诗歌批评队伍大抵上可分为两类：一是诗人型评论者，二是身居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的学院型评论者。后者的批评动因相对复杂，除了对诗歌的热爱之外，也有学术考评的驱动，因此难免会急功近利地将诗歌评论作为应对工作考核或职称评聘的成果依据。诗歌批评的职业化并非坏事，部分诗评者在名利的诱惑下失去职业操守才是令人担忧的症结所在。上世纪90年代，冯至曾指出一些诗评家不负责任的选诗行为，他们没有统一的诗歌审美标准，缺乏仔细阅读作品的耐心，借助编选诗歌的幌子，借着部分诗人对名气的向往，要求作品入选者“交编审费”（冯至：《选诗“妙”法》），完全把神圣的诗歌批评变成了金钱和名利的派生物。时下，某些诗歌评论的钱权交易愈演愈烈，很多诗歌评论成了诗人与评论者合谋的名利场。诗人抱着进入文学史的幻想，高薪聘人写评论文章，高价购买版面发文章，投钱举办作品研讨会；而评论者则收获经济利益，还可以发表论文，并借研讨会之名游山玩水，此举岂不双赢之美事？“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评论者于是只有从“褒扬”的立场出发说些无关痛痒的废话，诗歌批评成了与诗歌作品惺惺相惜的文字，致使批评失去了独立精神和批判立场。

　　 某些当代诗歌批评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和诗性立场，在使诗歌沦为娱乐笑料的同时阻碍了诗歌的正常发展。诗歌批评应该及时指正当下诗歌创作的不足，以免诗歌走上迷途而难于回归正常的创作道路。早在新诗的发轫阶段，闻一多先生就意识到了新诗批评当下性和针对性的重要意义：“早些儿讲是枉费精力，晚些儿呢，又恐怕来不及了；只有今天恰是时候。”（闻一多：《评论》）在当代诗坛，部分人借助“多元化”和“个人化”的名义展开我行我素的诗歌创作和评论活动，似乎只要有宽松的语境，便可不再顾及诗歌创作的常态或必要的艺术特质。于是，不断有人从低俗抑或媚俗的角度制造诗歌的新潮话语和写作路向，他们冲破了诗歌艺术及精神的底线。但即便如此，也会有人对“向下”的创作进行义正言辞的评论，牵强地赋予这类诗歌时代精神和艺术创新的冠冕。比如2006年8月出现的“梨花体”事件，本来诗人的艺术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和包容的，但倘若有人将之视为1916年胡适之后中国新诗史上又一桩革命性事件的话，则未免过于肤浅和武断。对“梨花体”诗歌的主观性甚至炒作性拔高，不利于人们明确诗歌语言形式及精神内容的正确方向，也不利于从事“梨花体”创作的诗人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折射出部分评论者艺术鉴别能力和学术伦理的沦丧。评论者艺术立场的缺失还表现在远离诗歌文本，从诗歌的外围制造大众话题。比如2010年10月，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车延高，由于官员的身份和部分作品语言的平实，就被冠以“羊羔体”的称号；2015年之初的余秀华诗歌事件，因为诗人的“平民”身份和迅速出名的事实，也让很多论者在不阅读作品的情况下大放厥词。更多的时候，有人乐意制造诗歌事件，将诗歌创作与大众娱乐捆绑在一起，导致诗歌成为不断被人讨论的笑柄，最终助长了诗坛的歪风邪气，折断了诗歌飞翔的翅膀。

　　 某些当代诗歌评论具有浓厚的圈子意识，偏狭的学术眼光和宗派思想阻碍了诗歌真正的多元化艺术取向。中国新诗步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分别从“宽容”、“诗性”和“真诚”的角度出发来捍卫诗歌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在宽松的诗歌语境下，各种“主义”、“派”、“代”、“写作”等后新思潮走马灯似地在中国诗坛上循环上演，林立的诗歌派别和社团使诗歌创作出现了混乱的多元，逐渐疏离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现场。很多社团在没有艺术主张的情况下，抱着争夺话语权或进入文学史的目的横行诗坛，他们把自己的作品视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一味地对本社团的诗歌进行吹捧似的评论，对其他社团的诗歌则加以无情的批判和诋毁，在圈子意识的指引下失去了诗歌批评的艺术立场和思想立场。也许有人会说，这种圈子化的诗歌批评在中国现代诗坛也十分盛行，最典型的就是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论争。我们承认创造社的文学批评方式比较激进，语词中常常夹杂着谩骂，但创造社批评的锋芒并非仅仅针对文学研究会成员，对于他们内部的同人而言，如果作品中出现了重大错误尤其是“硬伤”，依然逃脱不了尖锐语词的嘲讽和批评。这从侧面说明了他们的文学批评不是党同伐异，而是本着提高文学质量的原则。当前诗歌批评的圈子意识不仅涉及到诗人、评论者，而且还牵涉到诗歌刊物。很多诗刊的编辑俨然“大佬”身份，走南闯北，横行诗坛。他们出席研讨会，毫不手软地收取出场费，与部分诗人和评论者构成新的利益同盟。刊物被很多人视为发声的“阵地”，某些诗歌团体为了抑异扬己，便与个别唯利是图的编辑勾搭一处，排斥其他自由投稿的诗歌和批评文章。这种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诗歌批评圈子，实际上是现实利益的贩卖集团，其所作所为与优雅的诗歌相去甚远。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论述的症候并不是针对所有的诗歌评论，任何时候都有大量负责任的诗评人默默地在诗歌的沃土上耕耘劳作。除以上所论述的内容之外，某些当代中国新诗批评的症候还体现为远离诗歌现场、移植西方批评模式、把玩理论术语和概念等等。希望所有的诗人和诗歌评论者能够担当起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坚守诗歌的艺术和精神立场，为人们诗意地在大地上栖居贡献绵薄之力。

　　 (作者系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