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蒋介石密令特展”今起在保利艺术博物馆开展。展览展出了蒋介石密令二册,共140纸。其中,蒋介石所书104通,共135纸;钱大钧手书回执2通,共5纸。
这些密令时间跨度在1935年1月至1945年2月之间,均出自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亲信钱大钧,其中包括涉及西安事变手令5通5纸,皆为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由蒋介石亲自下达。从中,可以对蒋介石处理杨虎城的态度有新的认识。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一时期的手令中有3通与杨虎城直接有关,都是询问其病情,催促其离陕来沪。结合《蒋中正日记》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的记录,“杨虎城果离陕到沪,预备出洋,则西安叛变事件可告段落,然而时已半年矣”,可见蒋介石始终是以敦促杨虎城出国为事件解决的标准,并未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此外,这两册手令还包括涉及两广事变手令1通1纸,为蒋介石亲笔书于1936年9月2日,命令钱大钧速往黄埔;蒋介石1937年庐山时期手令7通,共9纸等。本次公开的两册蒋介石密令,涉及众多历史事件与军政人物。曾任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的邵铭煌认为,这两册密令对于蒋介石与民国历史的研究来说,“史料价值非凡,谓之媲美蒋中正日记,亦不为过”。孙乐琪 J245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