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年前的兵马俑买卖争论风波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文物界曾经有一个倡导文物开放市场、对兵马俑作为文物的处置要解放思想的大争议。事情缘起于全国人大常委、台盟中央主席蔡子民的一则人大代表议案。他率袁雪芬等5位人大代表赴西安考察文物保护情况,考察了陕西关中地区36个文物点,短短半个月的视察,深有感于文物市场禁锢、文物地下黑市非法交易猖獗,文物走私遍地都是,文物经费严重不足,政策上有巨大的空隙造成“死保”的尴尬,遂于1992年3月8日在《文汇报》发表《卖掉几个兵马俑,如何?》的文章,还特别提出,秦始皇陵兵马俑有几千,有美国收藏家联系,想以一亿美金购买一尊兵马俑,征得文物部门同意,若以此获得巨额收益,专款专用以补充文物经费严重不足之弊,不亦两善乎?在全国七届五次会议期间,他又提出相关人大代表议案,揭露秦兵马俑二期工程因缺资7000万元而无法完成。而且这一空缺,靠当时财政拨款绝无指望。这一对比陈述,广受新闻媒体关注,蔡子民先生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在文物保护领域,我们也应该改革开放。文物市场应该开放。
此论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大部分相关者表态,首先考虑的是“政治上正确”,所以无不坚决反对,甚至指责为“卖文物就是卖祖宗”,“世界上各个国家都釆取严格措施禁止本国文物流失境外,因此,虽然一尊兵马俑国际收藏家开价到一亿美金,我们也坚决不卖!”(范敬宜、曹鹏语)。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也表明态度:坚决反对拍卖珍贵文物。时任故宫博物院保管部主任高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等专家也持非常慎重的态度,有的坚定反对。兵马俑虽然有几千之多,但它是一个整体,如果只出土一件,决不会列为世界第十一大奇观。时任秦俑博物馆馆长著名秦俑考古专家袁仲一更是直截了当:一个也不能卖!最有意思的是时任陕西省主管副省长郑斯林,他说:前一段议论卖兵马俑,这件事万万不能干,人家要骂我们败家子。这关系着民族感情问题。兵马俑是文物精华,拍卖兵马俑不要再提了。至于其他影响不大又重复较多的文物,还是可以考虑的——立足点是政治和社会舆论层面上的。
尽管这场大争论最后没有一个定论,但对文物政策开放解禁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冲击却是巨大的。比如,一个也不能卖之论调,立足于爱国主义与国格的政治思维,但却无法直面90年代初文物保护窘迫之实际情形,有点坐而论道之意,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思维。而出口一两尊无妨的论调,虽然在兼容顾困境和实际解决困难方面可获两全其美,但以当时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时期,禁令一松,口子一开,例子一出,势必无法掌控,导致文物市场大混乱,借口同样理由使国有珍贵文物大量流失,这样的危险也不可低估。因此,慎重的提示是极有必要的。不同意成立理由的考虑也是十分正当的。
蔡子民先生的本意是无可挑剔的、出于公心为国为民的,而且他是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得来的思考,又是在堂堂正正的全国人大提出议案,说他是“卖祖宗”,这是一种上纲上线的“文革”思维,自不可取。反对者则是坚决维护国家文物的立场,这个大原则也是必须要守住的红线。每一个文物人都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不为利益所动,讲求行业节操,极其难能可贵。
“不能卖”,是怕口子一开,人人借口比照,泛滥成灾,局面失控;如果口子扎紧,防微杜渐呢?严厉的法治体制,能否预设防线?这在现在已经是不可知了。当时整个中国法治意识淡薄,法制不健全,或许未必能寄于多大希望与幻想,而且洛阳西安等文物密集出土之地,一段时期盗墓横行,无法有力干预制止,也看出今天文物考古界面对一个纷繁混乱世界的尴尬——两种对立的观点都能成立,都合理,但讨论到最后不了了之,没有人敢担责去付诸行动,正反映出这一进退两难的艰难选择来。
随着文物市场的开放,民间文物交易通过拍卖而流通,许多散失在国外的文物回流,进入流通交易领域,有买有卖,渐渐随着岁月的磨洗变得稀松平常,我们对它的观念立场也越来越开放与豁达,兵马俑没有用来换一亿美金,但20多年前文物考古界发生的兵马俑争论事件却是一场观念与思想的洗礼。文物保护原则中的局部保护与大保护理念之间的冲突与平衡;文物收藏品参与市场交易流通的是与非;法制法规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保障护航作用,都告诉我们,千万别对某一事件、某一事实、某一观点从常识上贴标签,比如“卖祖宗”“国格”,保护兵马俑不卖是保护文物;卖一两尊兵马俑换取巨额资金,也是基于更好保护文物的出发点,两种选择并不是一卖国一爱国;两者都是爱国的。
(来源: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