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我的事情只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

　　张学良生涯里，有三个“三六”。一个是“一九三六”，他在这一年发动西安事变，挟蒋抗日，“把天捅了个窟窿”。另一个“三六”，划开他一生两段。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的事情只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遭监禁，从浙江奉化开始，先后移监于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的郴州、沅陵，贵州的修文、开阳、桐梓和四川的重庆，辗转流离，终于1946年11月2日被转至台湾，幽禁于新竹县竹东镇井上温泉。

　　张学良这天日记说：“今日迁移，但余始终不知去向何处。早六点一刻，由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八点四十分抵武昌徐家珊机场加油，十二点一刻抵台北松山机场，余始知是到台湾……下午二点一刻由台北乘汽车动身，约五点半抵新竹，宿于招待所。”

　　其时，张学良生涯中出现第三个“三六”——伴随他的赵一荻当年三十六岁。贵州之前的张学良，绝对孤寂。从贵州始，著名的赵家四小姐追随到他身边，陪伴寂寞英雄。

　　张、赵由此开始了他们台湾幽禁阶段的早期生活。《张学良与赵一荻的清泉幽禁岁月1946-1960》一书中，有两幅相邻的照片。一幅是张学良在窗前读书，另一幅是赵一荻在用缝纫机缝制衣物。这段时间里的记事簿、日记、信函、口述、照片……成为后人研究张学良的珍贵史料。

　　张学良被幽禁后，读书不辍，并有了研究明史的想法，且兴味日浓，不时托人从外面买书，还列出书单，请毛人凤帮助寻购。据说宋美龄得知张学良的治史兴趣后，专门请了一位明史专家，到张学良的山中居所，行“伴读”之责。宋美龄还曾托信差转送给张学良大量家书。

　　1955年初，张学良感受到一种入台以后前所未有的寒冷。是年春，赵一荻因咽部出问题，不得不动手术。是年夏，她开始连续尿血，发烧时体温高至39.5摄氏度，四肢冰冷，颤抖，被送到台北中心诊所，检查结论是膀胱炎或肾盂肾炎。赵一荻为此住院两月之久，张学良一人待在井上温泉，开始了“两地书”。

　　当时的台北和井上之间，未通公路，音问不便。赵一荻托人带回的信，不能及时送达。中秋前后，张学良的一封信断续写了三天。10月15日，赵一荻出院回家，张学良手中积累了她写自医院的近三十封信。张学良的日记里，记录了赵一荻病体逐渐好转的过程。女主人回家了，他们与世隔绝、朝夕相伴的山居岁月继续绵延。

　　不知何人为张学良和赵一荻留下了他们在书房的多幅照片。自然光，构图工稳，人物闲适，气氛静谧。照片上的赵一荻，背后排列着大量藏书。那是她漫长伴读岁月的证明。其中一幅文字说明是：“赵一荻也老了，看书时也离不开老花眼镜了。”

　　这类图片数量之多，支撑起“张学良台湾幽禁期间读书影像”专章，给人手不释卷的强烈印象。这一章，是他隐居生活中大量阅读的实况记录。每年元旦，张学良都会启用一个新日记本，写上当年的读书计划，一本本读来。有时在室内，借助桌面一个斜面支架阅读，时常在室外，阳光下，或端坐于石凳、石阶，或仰卧于躺椅，单手持卷，读到入神。

　　随着时光延伸，当年少帅山中渐老。视力衰退，眼疾困扰，读书越来越不易。从照片看，张学良伏案的姿势越来越低，眼睛离纸面的距离越来越近。是光线原因吗？专题照片里，室外读书的场景多于室内。书上说：“散步时带著书，走累了，坐下看一会儿书。这是张学良的习惯。”

　　(作者为民盟中央委员） 张冠生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