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时茂：喜剧是美学是正能量

　　原标题：朱时茂 喜剧是美学 是正能量

　　朱时茂，著名演员，1954年生于山东省临沭县，1970年参军，在福州军区话剧团任演员。1982年凭《牧马人》中许灵均一角走红。1984年与陈佩斯合作演出小品《吃面条》，成为春晚舞台上的经典作品。2012年起转型从事导演、制片工作。

一个老牌实力偶像的自我修养

　　“在生活里，我是一个比较阳光的人。”朱时茂以这句话开场。

　　盛夏午后，北京一家私人会所里，身穿白色T恤、黑色运动裤的朱时茂坐在沙发上。他瞳孔清澈，身材也仍完美，绝不是想象中的“沧桑大叔”。夏日灼热的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照进来，明亮的光线下他显得分外磊落。毋庸置疑，二十几岁的朱时茂一定是阳光型男，魅力绝不亚于现在的一线小生。

　　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被导演选中的场景，也颇有偶像明星偶遇星探的感觉。那时北影厂的水华导演为筹拍电影《西沙儿女》派汪一婉和钮力山两位副导演到朱时茂所在的福州军区话剧团挑演员。有一天，他正在操场上和战友打篮球，恰巧两位导演从篮球场边经过。他打起球来生龙活虎，也没察觉两位电影导演正在看他打球，所以他是在最放松、最自然的状态下被收入了两位导演的慧眼。

　　所谓老天爷赏饭吃，大抵如此。他主演了《蓝天防线》《牧马人》《飞行交响曲》等多部影片，被誉为“中国的格里高利·派克”，是那个年代的标准偶像。

　　1984年央视春晚，朱时茂和陈佩斯搭档表演《吃面条》，标志着小品这种艺术形式正式诞生。后来因为和央视的版权纠纷，陈朱组合退出春晚。十几年过去，还是不断有人询问他们什么时候会重返央视春晚，朱时茂也表示：“如果再上春晚，我们一定会非常慎重。”

　　因为春晚，朱时茂和陈佩斯两个名字被紧密地连在一起。朱时茂说，陈佩斯是他唯一从不“寒暄”的朋友，以前每年有合作时，两人经常半年不见面,快到年底时再互相切磋一下小品。两人开打，然后互相妥协，准时拿出一个好作品。如今，朱时茂的儿子、曾在美国学习电影的朱青阳也开始做导演，他的电影想请陈佩斯客串一个角色，没通过朱时茂而是直接打电话，陈佩斯二话没说就来演出。“这是我们友谊能够维系到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默契，我们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对自己也是一种享受。”

　　朱时茂说，自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演了话剧之后，又去拍电影，又去演小品，小品演了段时间不想演了，又去做公司，后来又做制片人、导演。”而唯一能让他安定下来的就是高尔夫球，“高尔夫球和其他运动不一样，你要凭一己之力完成从打到进洞的过程，当我们把球打进树林，没有人看着你，你仍然能把球一杆一杆打出来，而不是踢出来或者拿出来。这就如同人生经历沟沟坎坎走到最终，你要珍惜每一杆，人生不作假。”

　　喜剧是一种美学

　　记者：1984年央视春晚您和陈佩斯合演小品《吃面条》，成为春晚舞台的经典，在那之后你们又合作了《拍电影》《羊肉串》《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等作品，您和陈佩斯老师的这对组合怎么形成的？

　　朱时茂：我当时就是住在八一厂招待所，因为佩斯家没有电话，到招待所打电话，好几个人在那等着打电话，佩斯就过来找我聊会儿天，就聊到不如一起合作个作品。当时流行走穴演出，对于电影演员的需求量很大，但一般也都是朗诵、唱歌。1983年哈尔滨有一场演出，我俩正好碰上，我们就说干脆弄一个舞台表演吧，我们第一个小品就叫《考演员》，就是《吃面条》的前身。那次在哈尔滨演出，轰动得不得了，观众一直鼓掌，不让我们下台。我记得后来我加唱了一首《外婆的澎湖湾》，佩斯又唱了一首《我的太阳》。春晚导演黄一鹤听说了我们的这个小品，就找到我们。后来彩排时，很多人都没见过这种形式，笑得趴在地上。当时那种社会环境，导演心里嘀咕，这么笑行吗？没有人敢表态。直到除夕那一天，还没有通知我们上还是不上，最后导演拍板，上吧，有什么问题我兜着。就这样，这个节目才能够上春晚。

　　记者：观众也觉得形式很新颖，抓人眼球。

　　朱时茂：当时我们也征求了马季、姜昆等很多相声演员的意见。我和佩斯都是演话剧出身，演话剧的人知道在台上怎么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再加上我们之间那种语言的包袱、性格的反差，混杂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综合效果。

　　我们说吸引观众靠压台演员，但演员压台靠什么？靠的是精气神。有的演员个头儿并不是很高，但是往台上一走一站，观众的眼光一下子就被他吸引过去了。为什么看他？他的魅力。为什么他有魅力？这就是他自身散发出来的那种气质。我掌握了这个角色，又把角色融在我心中，当人与角色合为一体，演员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站，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走。到了台上之后他就变成了这个角色。这就是好演员。

　　记者：在您记忆中，你们那些小品创作时有困难吗？如何捕捉笑点？

　　朱时茂：小品的创作过程实实在在是很痛苦的。那个感觉出不来，都要拿头去撞墙，觉得自己太笨呀！原来我们创作小品的时候没有剧本，你对一句，我对一句，前几个小品全部都没有剧本。从《羊肉串》开始有剧本了，但是剧本也不行，也给否了。我们也是自己对出来的，还专程到当时北京的“新疆村”体验生活。那个时候卖羊肉串真是偷着卖，不允许，我们就躲在角落里看他们怎么躲过那些管理人员。体验生活完了，回来之后觉得应该穿那种带条格的衣服，还有学新疆口音说话，都是有生活的，体验生活的确很重要。

　　记者：为什么现在很多小品都不好笑？您觉得一个优秀的喜剧小品应该具备哪些因素？

　　朱时茂：现在很多好的演员都不敢碰小品，最重要的是没有好剧本。我们的小品都是我们自己创作的，现在很多小品都是作者写的，如果这个作者就没有幽默感，他怎么能写出来能逗人笑的东西呢？卓别林说过一句话，智力越发达，喜剧就越发达。搞喜剧的人首先是智商高的人，智商高的人才能搞喜剧。正剧很好搞，悲剧不好搞，喜剧不好搞，但最难搞的还是喜剧。小品一般只有十几分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有人物，要有思想，要幽默，也真是比较难的。

　　好作品会影响几代人

　　记者：您其实是正剧演员，但对喜剧情有独钟。

　　朱时茂：我觉得喜剧一定传递美好，喜剧一样可以给人一种追求，给人一种想象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我通过笑声，笑完之后让我心情开朗，忘掉烦恼，得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但是，它必须给人以美的享受，如果没有美的享受，就是失败的喜剧。表演是一种矛与盾的关系，演员和观众是矛与盾，演员和演员之间也是矛与盾，我和佩斯就永远是矛与盾的关系，互相刺激，给观众享受，这种享受实际上是美的享受。

　　记者：您作为“小生”出道，不同时期有自己的代表作。现在很多年轻偶像虽然人气很高，但好像谁也说不出他们究竟演过什么。您觉得除了时代不同，是什么问题导致现在出现这种情况？

　　朱时茂：为什么有些演员你光记住他的名字，没记住他扮演的角色？因为他一辈子都在演自己，就是说，我演的这个角色是朱时茂，下个角色还是朱时茂，再下一个还是演朱时茂，那就是演的自己。其实演员应该演人物、演性格，演戏实际上就是演人物关系，人物关系就是戏核。人物关系不同，处理情感就不同，潜台词完全不同。演员和对手之间的人物关系出不来，你这个戏就没法看。这个关系摆不清楚，演员和其他任何角色说话都是一个样子，就永远演不出这个人物的性格。

　　我就觉得，我们演一部戏，既要对得起自己，更要对得起观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演的每个角色都首先要自己满意，自己满意了，再往外拿，否则宁愿扼杀在摇篮里。包括我和佩斯的这些作品，我们在演每一个作品的时候，觉得后人不会骂我们，我们才演。我们曾经扼杀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小品，我们每拿出一个作品来，都要考虑到它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不是现在才正能量，我们早就开始正能量了，这是一个艺术家的良心。不能说拿着老百姓给我们的钱，对不起老百姓。

　　记者：您觉得现在演艺圈的一些“乱象”，到底应该怎么去面对？

　　朱时茂：我们看不惯，但是我们目前也没有能力去扭转。作为艺术，它是存在于社会中、存在于人们意识当中的，这种存在可能影响的不止这一代，可能会影响到下一代。就像过去很多电影，《智取威虎山》《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影响了我们几代人的意识形态。现在的很多艺术，可能对后代都会产生影响。所以作品既然拿出来，就应该是一个扎扎实实、经得起历史推敲的作品。我不会为了市场、为了毫无意义的虚荣，去做一个作品。

　　记者：目前国产电影票房火爆，但质量方面一直被诟病，作为表演艺术家、导演和制片人，您怎么看国产电影的现状？

　　朱时茂：现在总体还是很浮躁的，人浮躁，作品浮躁，很难静下心来，有思想又有娱乐性的作品比较少。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再回过头来沉寂下来，我觉得这个周期起码要五六年。演艺圈在成熟，观众也会知道自己想看什么，想要哪些东西，会慢慢觉得不喜欢那种肤浅的东西，一切都在改变中。

　　低调做导演

　　记者：从演员到导演，您的第一部电影《戒烟不戒酒》也是喜剧，那时候第一次当导演心态如何？

　　朱时茂：换一个角色肯定有难度，比如说我导演《戒烟不戒酒》的时候，又要演、又要导。但我自己掌握一条原则——永远不要让人看出来我是导演。在变换成导演角色时，我只是现场的一个组织者就行了。是不是导演，并不在于你在现场表现如何。

　　最初我要跟所有的人讲镜头，头一天我会把所有的台词给固定了，把所有的镜头给固定了。因为我拍了这么多年电影，镜头我很清楚。第一个镜头是全景，是在这个角落，第二个镜头是近景，第三个镜头角度在这儿……演员都牵扯到谁，道具都有什么，每一个镜头我都讲了，我都不用拿剧本。拍完后整体来看，这个电影应该可以称作喜剧电影。有几个点，你不乐都不行的。

　　记者：您儿子朱青阳现在也做了导演，他学习导演专业受您的影响大吗？他的电影《谍·莲花》是您亲自担任制片人，是为了给他把关吗？

　　朱时茂：青阳从小就爱看我的表演，小时候就想当明星。他在美国生活了14年，在纽约大学读完导演系回国。他的毕业作品在洛杉矶好莱坞电影节得到了一个奖项，电影频道的人看到了，觉得还不错，决定给他投资。但青阳不满足于做一个电视电影的导演，他想拍大电影，用他身边所有的资源拍电影。现在看来，通过拍摄这部电影，青阳了解了国内电影的拍摄流程，增加了与观众互动。我除了帮忙各种“张罗”之外，还把握了这个电影的价值观，我要求他一定要拍正能量的电影。

　　朱时茂口述

　　与谢晋导演合作是我的幸运

　　拍《牧马人》之前，我错过了一次和谢晋导演合作的机会。我们曾因共同的朋友——上海电影厂制片主任毕立奎而有过一面之缘。后来毕立奎给我打电话，说谢导有个戏想请你拍。我因为已经答应拍别的戏，我说不行，档期错不开。后来我和朋友说起这件事，人家都说：“你这个老茂儿，人家谢晋是大导演，拍一部红一部！”后来我了解到，谢晋导演是在挑《啊！摇篮》的演员，最后那个角色是张勇手老师演的。

　　没过多久，谢晋导演又派副导演沈国良到八一厂找我，说有一部戏明年要开拍，请我等他。我说那好呀，就这么定了。春节后，制片厂跟我联系，让我到上海去。本来谢晋导演要拍别的戏，小说原著叫《信箱》，想让我演一个画家，丛珊演一个哑女，两个人的恋爱故事。突然有一天，谢晋导演又拿来一个小说给我们看，就是张贤亮的《灵与肉》。我们看完觉得挺好。谢晋导演说，好你就演许灵均，丛珊演李秀芝，跟我走吧！我们就稀里糊涂地跟着他去找张贤亮，去宁夏体验生活了。

　　说实话，开始我并不理解《灵与肉》这个作品，我没经历过那段岁月，觉得是天方夜谭。见了张贤亮后，才明白这是真事儿，他把真实经历都写在了小说里。《牧马人》有一场戏是主人公站在马旁边掉眼泪，就是他要自杀的时候，觉得马那么善良，他愿意和马在一起。张贤亮也觉得有些牧民是那么善良，他要感谢他们，所以在《牧马人》里写了父子情、夫妻情、草原情、牧民情。作品能打动人，关键还是因为写出了各种各样的情感。张贤亮说话的那种感觉，用眼睛注视人的深邃的目光，后来被我运用到许灵均这个角色身上，我觉得找到了一些他的感觉。演员演戏，其实就是一刹那找到了一种神态，这种神态可能就是角色的魂。

　　导演走后，留在宁夏的演员只有我和丛珊。我们在宁夏呆了二十多天，和牧民生活在一块儿，牧民生活有点儿像共产主义，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比如吃饭，你在家正吃着，别的牧民来串门，也不用客气，拿碗就到锅里盛饭，坐下就吃。我觉得那是非常纯朴的情感，所以电影里牧民会保护许灵均，这是有生活依据的。体验生活过程当中，我花了很多时间琢磨，人物的种子已经种在我身上了。

　　谢晋导演嘱咐我，让我和丛珊建立感情，要像夫妻，不能看着像兄妹。他布置我俩练习了十个小品。比如，我俩第一次见面、生孩子以后放马、上山回来第一次见面，等等。回到上海后，我俩给谢晋导演和摄影师作汇报，他们好像还比较满意，提了几个要求，对我提了年龄感的问题，也要求丛珊要更加纯朴一些。

　　能和谢晋导演合作，对每一个演员来说都是一种荣幸。不是说因为他的名气，而是因为谢晋导演的人品，包括在艺术方面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他用他的意识和言谈话语影响你，让你慢慢去靠近角色，而不是指责和教导，这就是大师风范。

　　《牧马人》是1982年上映的，当时票房就有一个亿，几毛钱的电影票价，好多人都看了好几遍。

　　拍完《牧马人》，我觉得自己火了，又拍了两部军人的戏。我对军人生活比较熟悉，创作积极性也高，总想说服导演，拍《蓝鲸紧急出动》时我演一个厅长，和华克导演在现场就吵起来了。还好我在部队，部队对我们有所控制。我很快意识到演员演的只是戏里面的一个角色，一个戏的成功，并不是由一个演员完成的，而是由一个庞大的队伍，最重要的是有好的导演、好的剧本，再加上所有演员的努力。有时候，演员在整个戏里只是达到导演意图的一个道具。我们当时能那么火，最重要的是剧本写得好，导演也好，所以我们演员也没什么了不起，也不是什么角色都能演。这也是一种成长吧。

(来源: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