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岁的艾青，年纪轻轻就蒙受这么大的苦难，这是他不曾想到的。但当时沿途各地，同仇敌忾，民族情绪高扬，又使他仿佛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礼。一个人的命运与亡国之痛联系在了一起，促使艾青渐渐走出个人狭窄的圈子，它启动了诗人从自我向民族大我的探索。因此，在一年后记载这段经历的文章《西行》中，作者这样写道：“机头的灯光照耀着轨道两旁的原野。我这黑夜里的乘车者，很安然地让自己内心的波动随着这铁轮的转轧的有节律的声音展开我的思绪……黑夜甚至带给我一种宗教的情感，纯朴地愿望着祖国能早日从少数人的自私和顽固的枷锁里解脱，明日的自由的天国，不就在我们的前面了吗！”

艾青与妻女和妹妹妹夫一行到达武汉时，已是深冬季节。天寒地冻，时常还飘起一些雪花。由于国民政府举迁武汉，大批党政军人员和家眷随行，而每日从上海、南京来的难民潮水一般涌来，令这座华中重镇顿时人满为患，不堪重负。住宿和找工作都很困难，只能坐吃山空。初到时，艾青全家五口暂在汉口车站的大智路某客栈栖身。一眼望去，到处是低矮的房屋，流落武汉的手艺人、乞丐和暗娼。天天难民涌来，更是嘈杂不堪，透过客栈薄薄的木板，吵骂声、哭闹声不绝于耳，令艾青读书不成，写作也无法进行下去。这种环境，自然也加深了他对国情和未来形势的敏锐观察。他决定搬到长江对岸的武昌去，那里有胡风、冯乃超夫妇，萧红和田间也在那里。那时，汉口与武昌之间的交通，全靠来回行驶的轮渡，每逢江面起雾，或敌机来袭，就得取消。胡风住在紫阳湖附近的小朝街，《七月》杂志自上海搬到武汉后，就在此处继续编辑发行。诗人批评家一起议论国是，对抗战形势不免忧心忡忡，但大家商议起杂志来，又会热情四溢，干劲十足，以为在此特殊历史时刻，这是服务国家的唯一途径。

胡风曾撰文对艾青的诗歌创作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是抗战前就引起了读者注意的诗人。抗战一开始，他是最快地唱出了战歌的诗人之一，《他起来了》（《七月》第3期）、《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第7期）、《北方》（第10期）、《乞丐》（第13期）、《向太阳》（第14期）……“诗人是土地的儿子，对古国的黑暗和冷酷有深刻的感受，他唱的挽歌是非常深沉的。他对人民的苦难有深刻的同情，他描述的穷苦人的形象，使人禁不住感到伤痛。”

转眼到了12月28日，艾青的心情像武汉欲雪的天气一样沉郁和寒冷，亦起伏不定。半个月前曾有消息传来，日军在南京紫金山将未能逃走的三千多名难民全部残忍地活埋。13日进城后，更是大肆杀戮，在燕子矶架起轻重机枪，对正在渡江的十余万中国军民疯狂扫射，死难无数。在南京商店最为集中和繁华的太平路一带，所有的房屋被焚之一炬，不少日本兵以烧民居取乐，手提汽油桶，到处放火。在一种无以言表的悲愤情绪中，艾青的诗绪突然涌来，不可遏制；同时又感到心头郁结，一时不知从何处下笔。国仇家恨交替涌现，令他激情澎湃，思绪忽然间放开，这就是作者苦难时代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写作的由来。

这首诗歌的创作，好像是出于历史必然，实际也是国家和个人在苦难中的相会。如果不是抗战兴起，家国不幸，艾青走上另一条艺术道路，也未可知。但我们也得感谢作者，如果不是他，这个机会也许还会轻易错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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