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践为读书之旨归

　　择书而读的动力，不外两端：实践倒逼和兴趣所致。一个是由行而思的激发，一个是由内而外的延伸。与毛泽东有关的27个书目，比较具体地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自己阅读和希望人们阅读的重点，每个重点都折射出他当时集中处理的现实要务或特别感兴趣的问题。

　　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同准备建党的陈独秀建立联系后，回长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股份制书店。卖书他也是有选择的，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他先后撰写了三个售书目录，申明所列均是“书之重要者”或“比较重要的”，择书而卖之意尽在其中。

　　列入这三个书目的，多属译介的“西学”。大致分两类：一是西方哲学、政治、科技等；二是马列主义和介绍苏俄情况的。这些书在三个书目中都赫然列出，可见毛泽东择书是有思想倾向的，这个倾向，折射出当时先进分子的思想风景。

　　毛泽东由开列阅读书目切入的政治实践，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有了新的景象。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推动工作的重要方式是编书。他亲拟编纂计划和具体书目，编了《国民运动丛书》和《农民问题丛刊》两个系列。前者涉及国际政治经济、世界革命运动、国民党思想及其策略、苏俄研究、国内政治经济5个方面的内容。后者计划出版52种，实际出了26种，有《列宁与农民》《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土地与农民》等。

　　从卖书到编书，共同之处是都要先读书、择书，不同之处是从被动的择书到主动的择书，从泛泛的思想传播到有针对性的政治宣传，从推动思想变化到推动实践变革。毛泽东主持编辑这两套书，不是为了给书斋里的人群看，而是为动员和教育革命前线的人们，因此不能搞长篇大论。他很了解读者习惯和宣传规律，提出每本书不能超过1.2万字。对一些书应该怎么编纂，要求也很具体。比如，他列了一本《将来之国际大战》，特别注明：“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武力与苏俄武力之比较及新式战备之研究，取材于俄国军事委员长福龙斯（伏龙芝）之论文。”还有一本《妇女运动解放小史》，他又注明，这本书以德国共产党人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为蓝本。看来，他当时的阅读很方便，且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平台来宣传共产党人的主张。

　　如果说毛泽东的阅读生涯有过苦恼的话，那就是上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里无“奇”书可读。这种局面，一直到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才得以改善。毛泽东在漳州一所中学图书馆里挑选出几担书运回苏区，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读这些书，使毛泽东在风云路上的众声喧哗中，涵养着内功和识见，逐步实现思想升华。1933年，他将《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就不会犯错误。” 不久又向彭推荐《“左派”幼稚病》：“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说这些话，正是他遭受打击，靠边赋闲，心里苦楚无人领会的时候。他的实践创新不被看重，还被戴上了“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被说成“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与苏联留学回来的一些年轻革命家相比，毛泽东当时的马列理论水平确实有待提高，对苏联党内的理论纷争也缺少了解。心里憋了一口气的毛泽东，是带着《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上路长征的，不少同行者后来都谈到他在担架上读这两本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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