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荐书是种领导方式

　　毛泽东1939年说过一段话：“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所谓“进货”，就是读书。从延安整风开始，向党内领导干部荐书，是毛泽东习惯的领导方法。在27个书目中，从1941年起，有11个书目是在不同时期为解决本领恐慌、适应新形势、纠正不良倾向、统一党内认识，推荐给党内同志阅读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荐了4批书目。主要有《“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党的一些现实文件。他还从《鲁迅全集》中找出《答北斗杂志社问》，列入整风学习的文件中，以期改变党内文风。为澄清党史的一些是非，又阅读大量文献，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称之为“党书”，要求参加整风的高级干部认真阅读。

　　从1945年党的七大开始，毛泽东先后四次向党内干部推荐马列著作，每次都有特定的背景。在七大上推荐《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5本，是为迎接抗战胜利后的新局面，打牢马列主义的基础。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推荐12本，特意增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和苏联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等，用意很明显：共产党人不应该只是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应该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为此要学习新的本领。1963年，毛泽东又推荐30本，大概与他当时想让全党深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有关。

　　除了宏大的政治背景，毛泽东荐书有时也是为推动某个领域的具体工作。1954年1月，他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为初稿出来后便于中央领导层讨论，开列了一个中外宪法书目，要求阅读。这是中央领导层第一次大规模研读各国宪法，同时也说明，“五四宪法”并非凭空产生。当然，毛泽东荐书未必总与实际工作直接相关。1958年3月，他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从古代诗词中挑出65首作品，编成两个小册子发给与会者。有人不解，毛泽东解释：“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要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要拿一点时间来谈谈哲学，谈谈文学，为什么不行呢？”看来，其意在使会议气氛活泼一些，思路开阔一些，思想解放一些。

　　27个书目中，寄送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的21种书，很有意思。除了当时一些中学国文和历史教材外，其余16种都是《精忠岳飞传》这类章回体小说。想来，是希望自小生活在异国的两个孩子多了解中华文化。向个人荐书，毛泽东的针对性总是很具体。他让许世友读《红楼梦》，是想这位将军增加点“文气”；他让江青读李固的《遗黄琼书》，是告诉她“人贵有自知之明”；他让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则是提醒，凭资历、能力，你做党的副主席还不够格，若不学习长进，早晚要像刘盆子一样倒台。这些推荐，透露出或期待或隐忧诸般人事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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