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云流水书快意(探秘文字)

王羲之像。 　　资料图片

《兰亭集序》。 　　资料图片

　　行书，取楷书与草书中和之道，却独具风采，行云流水间挥就，无拘无束，酣畅淋漓。而细品行书气质，文而不华，质而不野，不激不厉，温文尔雅——是为君子之道。

　　平点、竖点、俯点、昂点，照应有致；短横、长横、上挑横、下弯横，自然取势……小变楷体、吸纳草法之后，行书点画腾挪，引带翻转，纵横自如，千姿百态。

　　行书，原取楷书与草书中和之道，却独具风采，行云流水间挥就，无拘无束，酣畅淋漓。而细品行书气质，文而不华，质而不野，不激不厉，温文尔雅——是为君子之道。

　　相间流行者 不真不草

　　汉朝国力鼎盛，书法承秦制而开新气象。隶书之后，人们创造了书写更简省、更合时宜的楷书和草书。然而楷书点画规矩，可得法度但书写繁琐；草书结构简省，不拘章法却难辨其形。于是在实际书写中，孕育出一种新的书体——行书。

　　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记载：“盖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于两间者，行书有焉，不真不草是也。”

　　行书一出，取楷书、草书之长，笔画简略却风流婉约，字体“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皆笔画飘逸、流畅易识。

　　据载，后汉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书法家刘德升整理、创造了行书。张怀瓘《书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许昌县志》卷十八有载：“刘德升，字君嗣，后汉颍川人。始作行书。”刘德升因而被称为“行书鼻祖”。大书法家钟繇、胡昭师从刘德升，精研其书而达较高境界，素有“胡肥钟瘦”美名。

　　时至魏晋，行书广为流传。当时社会动荡，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文人名士疲于政治斗争，多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心。他们隐逸遁世，纵情山水，潇洒的行书恰合心境，因而书者甚多，名家辈出。个中翘楚，当属“书圣”王羲之。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王羲之与一众名士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集会，临流赋诗，抄录成集，众人请王羲之写序文。王羲之微醺之际，意兴盎然，着蚕茧纸，执鼠须笔，写就“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全篇28行、324字，其真迹已失传，存世兰亭集序以唐朝冯承素摹本为最著，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另有虞世南临本、褚遂良临本。

　　《兰亭集序》通篇笔势纵横，虚实相间，飘逸豁达，自然天成，每一处都透露出士族子弟的风流人格。王羲之提炼前人“自然、飘散、野逸”的朴实书风，引向精美妍丽、注重技巧的新境界。因是酒后写就，其间多有涂抹错字痕迹，反倒更添潇洒之美，当得上“遒媚劲健，绝代更无”的美誉。

　　承二王遗风 尚法求变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皆荟萃六朝之美，成其风会者也。”

　　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政局混乱，但书法承东晋之气象，开辟“南秀北雄”的书风，为隋唐行书发展打下了基础。

　　唐以“身、言、书、判”为标准铨选官员，并设“书学”专门培养书法人才。这一时期，楷书成为官方字体。人们多追求“楷法遒美”。行书由“尚韵”转变为“尚法”，一改东晋以来自由舒放的书风，表现出雄浑劲健的风格来。

　　这一时期推动行书发展的，首推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书法，曾征集王羲之的手迹，达“三千六百纸”之多。

　　唐何延之《兰亭记》记载，唐太宗寻《兰亭集序》真迹而不得，听说真迹在王羲之第七代孙智永和尚的弟子辩才手中，便多次派人去索取，辩才推托不知真迹下落。于是，太宗改为智取，派监察御史萧翼前去，佯装成书生接近辩才，才得到真迹。拿到真迹，太宗爱不释手，命书法家赵模、冯承素等人临摹数本，分赐给亲贵近臣。他本人更是将真迹“置于座侧，朝夕观览”，视为神品。太宗驾崩后，真迹随葬昭陵。

　　太宗以帝王之身推崇行书，一时间“崇王”之风盛行，代表书法家有虞世南、褚遂良等。而以李邕、颜真卿为代表的书法家另辟蹊径，承“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风而独创丰腴雄健的阳刚风格。

　　唐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安禄山叛军围攻常山，颜真卿兄长、常山太守颜杲卿与其子颜季明惨死于战乱。颜真卿怀着满腔悲愤写就《祭侄文稿》，通篇气势磅礴，不受工拙笔法拘束，用笔随情感变化而波澜起伏，悲愤激昂之情流露于笔端。

　　《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元代陈绎评价其“沉痛切骨，天真烂然，使人动心骇目，有不可形容之妙，与《禊序稿》（按：《兰亭集序》别称）哀乐虽异，其致一也”，认为《祭侄文稿》是可以媲美《兰亭集序》的绝品。

　　书中看兴衰 风流古今

　　五代局势混乱，社会风气变化，导致书法艺术发展缓慢。宋初，书学者面临“无师可从、无法可依”的窘境。赵构《翰墨志》记载：“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

　　面对这一尴尬局面，欧阳修感叹“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提出“学书为乐”的书学思想。行书开始以一种尚意抒情的新面目出现。

　　随着北宋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涌现了一批优秀书家，其中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书法别具一格。四大书法家均以行草或行楷见长，其中最能体现宋代“尚意”书风的，当属“天下第三行书”——苏轼的《黄州寒食帖》。

　　《黄州寒食帖》为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寒食节所作，笔酣墨饱，气势奔放，跌宕起伏，字里行间流露惆怅孤独之情，被历代书家奉为神品。黄庭坚评论此帖：“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经历过短暂的繁荣，行书在南宋以后走向凋零，书家多效仿“四大家”而无出其右。时至明清，统治者禁锢思想，追捧字体方正、大小一律的楷书“台阁体”“馆阁体”，行书反而流于俗媚。

　　是时，以张瑞图、徐渭、郑板桥为代表的书家不拘小节、纵笔挥洒，创造了各具特色的行书作品，被称为“尚态”或“尚势”书风。

　　清末尊碑抑帖，书法技法和字体审美发生改变，行书中多融入北碑元素，形成了一种古朴、宽博、凝练的行书书体，后人称之为碑行书，对后世影响深远。

　　唐代张怀瓘《书议》评价行书“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行书刚柔相济，变化灵活，传于现代，不仅作为一种字体存在，更满带艺术气质，出现在艺术家的作品中。它表情、达意、传神，展示了独具中国气派的艺术美。

　　本版制图：张芳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