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一路呐喊的足迹（故居·故事）

绍兴鲁迅故里入口处的文化墙。 　　资料图片

鲁迅故里的三味书屋。 　　资料图片

北京鲁迅博物馆。 　　王昊男摄

上海山阴路上的鲁迅故居外景。 　　屠知力摄

鲁迅与青年艺术家们热情交谈。 　　资料图片

　　百草园中拾朝花

　　方  敏  马亚振

　　冬风萧瑟的时节，反而最适宜去浙江绍兴的鲁迅故居走走。

　　这是一处典型的江南台门。周家老台门在坊东，新台门在坊西。鲁迅（周树人）就出生在新台门，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直到18岁才离家求学。1910年，鲁迅从日本学成回绍兴任教，依旧住在这里。如今，就在正厅的西间，一桌一床，青灯黄卷，依旧是曾经模样。到1919年，合族而居的周家台门易主，鲁迅自北京返回绍兴，处理卖房事宜，然后带着家人去了北京八道湾，再也没有回过绍兴。故乡，从此成为他笔下最深刻的记忆。

　　伴着冬日的暖阳，缓步迈入鲁迅故居。这座江南烟柳围绕的古屋，斑驳粉墙爬满青藤，飞檐翘首仰望长空，黑漆铜环大门里的世事与风景，驳杂幽深。由大门入内，先是门斗，跨过一个小天井，便可登堂入室。与正厅隔一个天井的二层楼房叫座楼，这里是全家人生活起居处。年幼时的鲁迅，要么坐在座楼的小堂前，在母亲的督促下读书习字；要么跑到座楼后面厨房间，去听长妈妈讲故事；或者进入厨房后面的平屋，看“闰土”的父亲碾米筛谷，忙碌不停。

　　当然，最有趣的是从平屋后的小天井左拐，穿过一个圆洞门，进入周家后花园——百草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这些深深印在鲁迅脑海中的什物，是他的童年。

　　如今，百草园的菜地依然碧绿，皂荚树仍是高大，石井栏还是光滑。只是冬天到了，听不见油蛉低唱，蟋蟀弹琴，只有游人的匆匆脚步和隔墙戏台的锣鼓声声。周家兴盛时，在台门里建有戏台、水榭亭阁。一到节日，好不热闹。

　　台门前，有一条河。河沿有船埠，沿河往东走几步，过了桥便是三味书屋。

　　鲁迅幼时读书很用功，师长督责也极严。十三四岁的鲁迅经历了从小康之家跌入困顿的痛楚，捧着母亲交到他手里的首饰衣物，递进比他身体高许多的当铺柜台……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他毫无怨艾，因为他是长子。这种长子的牺牲精神，深刻地影响了鲁迅的一生。

　　故居正面的两扇黑漆木门，原是周家新台门的西侧门，后来成了鲁迅一家单独进出的大门。2004年，周家新台门照原貌复建，为分流游客，出口设在了鲁迅故里风情园。风情园东面，便是周家老台门，这整个街区，以前叫东昌坊，现在叫鲁迅故里风景区，景区不收门票，持本人身份证即可参观。

　　鲁迅是个心怀大爱的人。于家，于国，于民族，心甘情愿担起责任。为寻求疗救，他先学医，后从文，先小说，后杂文，将一发发“炮弹”射向夜空；他负戟独行，将匕首和投枪刺向黑暗。少年闰土的可爱与中年闰土的麻木，夏渝的牺牲与华老栓的愚昧，孔乙己的可怜可悲，阿Q的可笑可叹……这些从台门深处哺育出来的文学形象，是现实世界里的众生相，也是鲁迅为唤醒国人而发出的呐喊。

　　年幼时，我们对鲁迅有距离感。长大后，才知心生的感念从未逃过他的笔端。

　　绿林书屋心彷徨

　　本报记者  王昊男

　　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院内西侧，有一座约400平方米的小四合院，青瓦灰墙，树木葱茏，这就是北京鲁迅故居——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小，价值可不小。”周恩来总理参观鲁迅故居时如此评价。

　　院内方砖铺地，干净整洁。三间北房、三间南房、东西各两小间厢房，一律青灰砖墙，朱红门窗。北房将院子辟为两块，前院有鲁迅手植的丁香，后院是先生自种的榆叶梅、碧桃和青杨。当年，鲁迅一有空闲，便会给这些花卉树木除草浇水。

　　故居的南屋，是会客室兼藏书室，里面被隔断成一大一小的套间。南屋一进门，迎面叠放着一些黄褐色的木箱。它们叠起来是书架、书柜，拆开来是一只只书箱，既便于搬运又很实用。南屋的里间是个小客房，备有床铺。遇友人来访，谈天过晚，就在这里过夜。

　　故居的北房是一家人居住的地方，被隔扇隔成三间。东头一间是鲁迅母亲鲁瑞的住房；北房西头一间，是鲁迅的原配朱安女士的住房。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被母亲急召回国，无奈中与朱安成婚。朱安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女子，鲁迅尊重她的人格，对她以礼相待，但是没有感情上的交流。鲁迅曾对他的友人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不知道的。”

　　堂屋的后面接出去一间北京叫做“老虎尾巴”的小房子，是鲁迅先生居住的房间。当时，因为坚定地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封建奴化教育，鲁迅被一些人诬蔑为“学匪”，因而自嘲地把“老虎尾巴”称为“绿林书屋”。

　　“老虎尾巴”的整个面积不足10平方米。北面是两扇大玻璃窗，窗下横放着一张由两条长凳架着两块木板组成的单人床，铺板上只有薄薄的被褥。紧靠东墙是一张极普通的三屉桌，桌上有砚台、金不换毛笔、茶杯、烟缸等物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盏中号煤油灯，蓝色的玻璃底座，白色透明的灯罩。

　　在《秋夜》中，鲁迅曾生动地描写过这盏煤油灯：“小飞虫……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就是在这微弱的灯光下，鲁迅先生写下了杂文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小说集《彷徨》的大部分和散文集《野草》等作品。

　　在西三条胡同居住期间，是鲁迅先生在北京工作最繁忙、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当时的鲁迅一面要与恶势力抗争，一面还要公开出面保护受段祺瑞军阀政府迫害的学生。南屋那间小小的客房，成了青年学生的避难地。也是在这时，鲁迅与他的学生许广平从相知到相爱。

　　1926年8月，鲁迅启程赴厦门，留下鲁老太太和朱安女士一直在这里生活，直至1943年、1947年她们先后病逝。为了防止鲁迅遗物流失，中共地下工作者通过关系，以“接管”为名把故居查封，使故居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1949年北京解放。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将这座鲁迅故居及鲁迅部分藏书、手稿等无偿捐献给国家。自1949年10月19日始，鲁迅故居向全社会开放，供各界人士瞻仰、参观。

　　且介亭里写故事

　　本报记者  曹玲娟

　　大陆新村9号，是鲁迅在上海最后的寓所。它建成于1931年，是当时颇为高级的三层新式里弄房屋，红砖红瓦，砖木结构。132弄的倒数第二幢，便是鲁迅的家。

　　“在那个年代，这里已经通上水电煤了。”鲁迅故居管理部主任瞿斌介绍。不过当时还比较偏僻，鲁迅刚到大陆新村时，屋前“有块空地，雨后蛙声大作，如在乡间”。

　　鲁迅在这座城市生活了9年多。在上海，鲁迅先后住在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周海婴出生后，为给孩子更好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为了躲避当局的拘捕，1933年4月11日，鲁迅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迁入大陆新村。

　　故居屋前，小小铁门内，有小小花圃，种植桃树、紫荆、石榴等花木。底层前间是客厅，后间是餐室。客厅南面窗下，放着许广平使用过的缝纫机；窗边挂着一幅周海婴4岁时的照片，一副居家生活的面貌。在这间寓所，鲁迅过上了一生中最为完整的家庭生活，有妻有儿，真正成了一个家。

　　鲁迅对孩子十分疼爱。客厅一角摆放着玩具橱，里面收着海婴的哑铃、球拍、积木、套圈等玩具，满满当当。

　　故居二楼前间，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斋。鲁迅以“租界”两字的一半将之命名为“且介亭”。1930年，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等社会活动，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通缉。这一片属“越界筑路”地区，国民党反动派不会前来公开抓人。

　　进门紧靠东墙，是一张黑铁床，床顶上罩着许广平缝制的竹布绣花帐顶。床的一边，叠着棉被与毯子，褪色且泛黄的白底床单和一个小枕头。

　　卧室南窗糊着彩色玻璃纸，窗下是书桌，桌上放着文具、烟具等，鲁迅几乎用了一辈子名叫“金不换”的毛笔插在一只瓷龟的背上。桌面上还有一盏绿玻璃罩台灯，这是共产党人冯雪峰为了鲁迅写作方便而赠送的。

　　鲁迅的文章大多作于深夜。当众人都睡了后，他便沏上一壶浓茶，用棉套捂住茶壶保暖，然后开始工作，直至天将破晓时方才就寝。

　　在这里，鲁迅先后编选他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以及《且介亭杂文》等7本杂文集，翻译了4本外国文学作品，编印出版了《木刻纪程》等中外版画。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鲁迅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出版、译作上。这一年他经常在病中，体重只有37公斤，可是他还支撑着病躯，坚持一遍、两遍地看校样。

　　鲁迅去世也是在深夜。窗边壁上的日历记录着日期：民国25年10月19日；镜台上的闹钟指针停在早晨5时25分，这是鲁迅逝世的时间。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搬出，房屋的主人几经变化。1950年，国家决定恢复其为鲁迅故居。“许广平请了半年假回到上海，一点一滴亲手按当年原状布置、复原起来。”瞿斌告诉记者。

　　而故居旁的鲁迅公园内，建有鲁迅纪念馆，边上便是鲁迅墓。1956年10月，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鲁迅墓就从万国公墓迁到了这里，至今，依旧是松柏青青。

　　本版制图：沈亦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