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品牌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民族凝聚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体现。在美术领域,一个国家文化影响力的体现,除了优秀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还有赖于艺术机构的助推。比如,在中国传统书画领域,一些集书画经营、文房用品、木版水印、装裱修复、拍卖典当、出版印刷、展览展示、教育培训、进出口贸易等于一体的老字号,便是书画家创作、交流、展览、市场等方面的强大后盾。在西方画廊业入驻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今天,将目光转向依托于民族文化的民族品牌和传统画店形态的现代转型,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刊特推出“民族品牌强国路”系列,聚焦美术领域中民族品牌的文化传承和时代发展,希望民族品牌做大做强。
——编 者
在近百年的世纪风云里,作为老字号的荣宝斋,以全方位的文化经营享誉四方,更以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与担当意识影响深远。漫长的岁月长河中,它伴随着一大批书画大家的成长。从挂单鬻画到作品的流布,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李苦禅、李可染、黄胄、吴冠中等响亮的名字与荣宝斋相互映照,蔚成20世纪中国艺坛上一道明丽的风景线。还有那些镌刻在时光中的故事与传奇,更成为美术史上的佳话。这些积淀下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在老一代荣宝人眼中,从来都被视作最为宝贵的人文遗产,并且成为一种精神气度、格局与器量,传承在今天的荣宝人中间。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荣宝斋的品牌文化,正是以生意里的文化传承、民族情怀与工匠精神、人文视野与审美品质为基本线索与脉络的。正缘于文化的荫泽,以及经营策略的调整,诸多因素的遇合使得荣宝斋在新时代的曙光中,迎来一个跨越式发展期。
生意里的文化传承
公元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北京城南琉璃厂一家名为“松竹斋”的南纸店开张营业。因其所售商品均质量上乘,其后又承办官卷官折而名声大噪,生意逐渐兴隆。1894年,松竹斋设分号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美意。此后的300多年里,伴随着时代的兴替、历史的潮汐,以及琉璃厂肆沧海桑田般的变迁,荣宝斋的招牌一直闪耀着明亮的光芒。
新中国成立以后,荣宝斋融入火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但其依然葆有过去的生意传统。比如,在荣宝人的心中,始终恪守着“诚信”信念,这不仅是一种传承有序的企业精神,更是荣宝人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一种经营品质。它一如“家风”,任时空流转,“忠厚”的品格始终流淌在家族每个人的血液里,进而升华为一种人格操守。也可以说,荣宝斋的“家风”,正是紧紧围绕着信誉展开的。用“光荣与梦想”去照亮,以“信誉与肩荷”去躬行。这也恰恰体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一切在荣宝斋的经营历史上体现得尤为清晰。
“荣堂画艺贤人慧笔,宝店书风礼士清怀”,这是荣宝斋众多楹联中的一副。它道出这个百年老店的气格与风标。也的确如联语中所说的那样,荣宝斋的历史几乎贯穿着与绝大部分中国近现代著名文化艺术大师的交往史。它不但是荣宝斋历史上的佳话,更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美术史上不可忽略的一段文心郁郁的传奇。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荣宝斋,更有“书画家之家”的美誉。齐白石、王雪涛、傅抱石、赵朴初、启功等众多书画艺术家都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在此创作、会客、休憩甚至居住。郭沫若、邓拓、肖劲光、张爱萍、肖华、傅钟、老舍、周扬、夏衍、齐燕铭、田家英等政界、军界、文化界高层人士,也经常光顾于此。傅抱石在京开会,除去参加一些推辞不掉的活动之外,更多时候是在荣宝斋观摩历代名家书画作品。晚上,他常常与同行边饮酒边聊天。在他心里,荣宝斋是他最开心的地方。也正如启功先生对荣宝斋的评价:“书画篆刻作品荟萃之区,诸名家聚首谈艺之所。”
一边做生意,一边交朋友,一边传承文化,经营、交友、文事皆不误,这就是荣宝斋百年的生意经。
民族情怀与工匠精神
作为百年老字号,荣宝斋一脉传承的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手艺与工匠精神。
1896年,荣宝斋增设“帖套作”机构印制笺纸,笺纸用雕版刻印,集诗、书、画、印于一体,清新、淡雅。进入20世纪30年代,笺纸的颓败之势日渐显现,旧有的店铺已经不再印刷,技艺高超的技师又相继离世。此际,一向对版画情有独钟的鲁迅先生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开始与文学家、藏书家郑振铎商议,在京城寻找能够印制精美诗笺的地方。最终,在荣宝斋技工的帮助下,两位先生的愿望得以实现,从此,这一民族遗产得以传世。鲁迅曾经盛赞荣宝斋为“诸笺肆之白眉”。因此,荣宝斋又重新聚集了木版水印的技术力量,从刻印信笺逐步发展到印制大尺幅的设色中国画。而如今,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工艺坊的师傅们,不仅传承着前辈的手艺与精神,同时更有一些创造与发明。他们中间,有的祖父、父亲就在此工作,可谓是过去手艺传承中的“世不替业”。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单调劳作中青春老去,却带给人们一件件“下真迹一等”的佳构名作。而他们在劳作中所表达的信念和态度,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之所在。
1953年,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师的黄永玉先生,受代理院长江丰委派,到荣宝斋学习木版水印套印(现称木版水印)技艺,为在美院版画科开专业课做准备。他以“小学生”的谦逊,拜专业人员为师,认真学习了两个多月,完成了被他戏称为“毕业论文”的《齐白石像》和《阿诗玛》插图。晚年的他曾回忆说:“两个多月来跟不少人工作上的亲近,成为终生幸福的纪念,几十年为动荡打断,又接续又被打断……这一代又一代友谊的联系,成为了一张让人生赞美的文化情网。”
荣宝斋的装裱修复也是享誉四方。人民大会堂的巨幅中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装裱,唐代绢本《女娲图》、辽代刻经本《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序卷第一上》和《通赞疏十》等重要文物的修复等,都是出自荣宝斋师傅之手。
工匠精神,其实是一种技术的精神,是对“精微”的礼赞。中国文化里所谓的“技进乎道”讲的也正是这样的道理。这种务实、敬业、专注、精益的精神,正是荣宝斋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人文视野与审美品质
在民间,荣宝斋素有“国家画廊”“民间故宫”的美誉。荣宝斋一方面是书画艺术品的经营者,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收藏机构。历任荣宝斋的经理以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都是精于鉴赏的行家里手。买卖中的过眼,生意上的洽谈,使他们练就了一双辨识真赝的火眼金睛。这也是荣宝斋值得骄傲和让人信服的人文资源。而且,在经营中注重书画珍品的收藏已经成为上上下下的优良传统。
1963年4月,荣宝斋一次性收购37件历代书画珍品,其中宋元作品就达8件之多,且多为精品和孤本,包括国家级文物米芾代表作《苕溪诗卷》。之后,这些作品都无偿捐献故宫博物院。
半个世纪中,荣宝斋收藏了元明清和近现代的艺术珍品数千件,尤其以书画最为丰富。如元代的吴镇、盛懋,明清的沈周、文徵明、徐渭、仇英、董其昌、王铎、陈洪绶、“四王”、龚贤、朱耷、石涛、“扬州八怪”、虚谷、任伯年,近代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等大家的书画精品。此外,还有明代程君房百子图墨、清代金漆五彩毫宫笔、宫廷纸,尤其是重达4275克的田黄石等稀世珍品。这些都体现了老一辈荣宝人前瞻的视野和浓郁的人文情怀,同时也是荣宝斋留给社会和后人的一笔巨大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除了收藏之外,画廊的经营也是荣宝斋的重心所在。从近现代到当代,荣宝斋画廊均有相应的部门分工。尤其是对当代书画家的遴选,荣宝斋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文化操守,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坚持把社会效益置于首位,在此基础上为书画家提供一流服务。
荣宝斋崇尚冲和大雅,黜除炎闹俗态,关注性灵涵养与精神上的旷达与超越。尤其在作品上,它反对那种过分强调视觉冲击而忽略内在品质追求,摒除那种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倾向。这一切,也恰恰是百年荣宝斋所传承下来的重要审美品质和价值体系,是荣宝斋文化的点睛之处。
作为国内画廊业的“国家队”,荣宝斋的情怀、视野与审美品质至关重要。尤其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层面,民族品牌更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有鉴于此,荣宝斋美术馆内常年设置馆藏展,向全社会义务开放,为广大市民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的视觉盛宴。更有如“荣宝斋中国画双年展·2016”“世纪的背影——荣宝斋藏近代京派绘画展”“墨鸳鸯——荣宝斋藏近现代名家楹联作品展”“岭上云——荣宝斋当代篆刻名家邀请展”“东风引——荣宝斋当代名家书法邀请展”“世纪丹青——吴昌硕·齐白石绘画展”这样纯学术性的展事和讲座,推动着荣宝人一直倡导的艺术生活化的理想进程,这是荣宝人前行的动力,也是荣宝人从未动摇过的初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论断,以及“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的新要求。于此,荣宝人信心满满、干劲倍增。
发潜德之幽光,继先贤之遗范。
深耕文化,不忘初心。
这是荣宝人对于文化的态度。对于荣宝斋而言,这更是一种人文的视野、使命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