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是广而告之的一次徒步行走,出发前有人质疑,行进中随时有人加入,每天步行7个小时以上,15天行程近500公里。一年后就有了《从大都到上都》这本书。
忽必烈称汗后建立两都制,以今北京为大都,以开平,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为上都。这有点像游牧社会中的冬牧场和夏牧场。皇帝每年有大约1/4的时间是往返在大都与上都的路上。连接两都的道路共有4条,两条驿路是指由官方设置的用于人流、物流、信息流往来的重要通道,而辇路则专为皇帝南北巡幸而开。当年元朝皇帝仪仗浩浩荡荡,往来于南北之间,但留下的文字记载甚少,因此存在诸多争议。如今罗新要一个人走一走这条辇路。
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西方人一直对大都充满幻想,类似的旅行笔记层出不穷。600年后的山川草木有了不同的景致,一个写过小说、又接受过完整历史学训练的研究者的行走会有什么不同?在书中你会发现,罗新原来对所有的植物都很熟悉,不同的瓜果蔬菜,不同的小花,都能叫出名字。还有不同的鸟雀。比如他说他读到元代很多诗歌都记录上都附近有一种常见的鸟叫白翎雀。遗憾的是在路上已经看不到了。但这并不妨碍他借此展开历史枝蔓的梳理。史载成吉思汗与自己的结义哥哥扎木合本来亲如兄弟,但是后来两个人互相背叛,我们在后代的记载中看到了三个不同文本的记录。比如汉文的元史记载说,扎木合在王汗面前挑拨离间:“我于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鸿雁耳。”波斯文的材料翻译成汉语说,扎木合跑到王汗那里说,你看到了,我兄弟他走了,他不跟着我们,他就像雀儿一样(跑了)。而《蒙古秘史》讲这个故事时最为贴切: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儿,帖木真是散归的告天雀儿。两种雀儿,一种是白翎雀,一种是告天雀。罗新认为蒙古人对自己身边的那些鸟是最熟悉的,白翎雀的窝是比较稳定的,在一个树丛里面;而告天雀的窝是经常移动的。汉人写《元史》时,不知道告天雀为何物,擅自改成鸿雁。而波斯人在引用这个故事时,对这两种鸟都没有概念,所以只好就笼统地说成雀儿。通过这样的闲笔,罗新恰恰告诉了我们历史学家的美德。
罗新把他喜欢的行者安排在书中一一出场。比如在阿帕拉契亚步道上重新发现美国的比尔·布莱森,准备以7年时间重走“走出非洲”之路的“走出伊甸园”计划的实施者萨洛帕克。和他们旷日持久的行走相比,罗新的行走更接受社会的现实,他的书写也更充满忧伤。
真是羡慕他们,春天总是最先在他们脚下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