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叙事的“生态转向”(图画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性⑧)

　　“乡土美术”是当代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领域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潮与现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尤其是左翼美术运动及革命美术诞生以来，乡土美术一直以视觉图像的方式紧随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乡土叙事也随之出现一种“生态转向”现象：乡村、城市、工业、环境等题材的图像叙事，呈现出更为强烈的生态观念意识。

　　对环境问题的批判，是“生态转向”的主线。随着生态环境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与恶化，中国艺术家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现象，并将其表现在艺术创作中。例如，王家增的“工业日记”系列作品聚焦城市工业生产空间，勾勒出都市生存感觉。屠宏涛的《或成都或东京或深圳》等作品，城市充满全球化时空综合意味。中国当代生态美术几乎与时代同步，艺术家通过创作所体现出的敏感的生命感觉和危机意识，无疑是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动物权利的确立与保护，也是“生态转向”的重要内容。自古以来，与动物友善相处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中国传统思想中。中国当代生态美术也涌现出一批具有动物权利同情意识的优秀作品。占山的“众生”系列，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众生平等”“万物一体”的伦理学立场。雕塑家曹晖“揭开你”系列作品，以牛、猪、羊等动物为对象，通过超级写实性的雕塑语言，精细而逼真地揭开动物作为“他者”的表皮。事实上，只有人能够超越自然界“盲目的利己主义”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而真正认识到各种生命体的休戚与共、共生共荣。大量艺术作品都反映出中国当代美术创作中渗透着对人与动物关系的反思与重构。

　　对消费欲望的克制，是“生态转向”的精神指向。20世纪，各国都曾面临一系列的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全球气候变暖等生态危机。步入消费社会以来，大众更是在文化与心理层面形成了追新慕奇、纵情享乐和炫耀性消费等普泛性文化逻辑与消费心理，这更加剧了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掠夺与消耗。抑制过度消费的欲望，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当代生态美术的重要艺术倾向。在中国当代生态美术的视觉语汇中，几乎所有艺术家都对公路、桥梁、大型机械、都市楼群等视觉意象的生态内涵有所思考。例如，魏怀亮以中国传统绘画为切入点，将高速公路、交通标识等现代生活元素符号挪用到中国传统水墨图像当中，重点表现现代城市与交通设施占用自然环境的飞速扩张所引发的社会现象，从而引导人们思考现代社会发展对自然生态带来的创伤。如果说占山、王家增、余明等将忧虑的目光转向了干涸大地、工业废墟、生产与生活垃圾，那么，尚扬的“大风景”系列和“董其昌计划”系列则进一步从人类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中退却出来，试图遏制现代人过度生产、制造与消费的疯狂欲望。这些创作尝试都体现着美术家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与担当。

　　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是“生态转向”的主旨所在。中国当代生态美术视觉的终极主题，在于“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事实上，这既是前现代人类的生命体验，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未来。德国当代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曾提出，“把自然看作生存伙伴”。在中国，自然和大地不仅是人类的生存伙伴，而且是人类的心灵伙伴和意义之源。天地与人类共生，万物与人类同在。经过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化，中国文化开始重视重续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精神，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从乡土艺术发展趋向看，从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反思和悲情书写，到人本主义式的生命颂歌和审美主义的风光描绘，中国当代乡土绘画最后必然向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味逐渐转型：一种展现天地人文和谐相处的“新乡土绘画”出场。艺术家开始重新思考自然的权利和人类意志的边界，使人重新站在“天地之间”。在中国当代生态美术的图像谱系中，无论是许江、尚扬、丁方、占山、王家增、何昌林等人的艺术创作，还是余明、侯宝川等以地域风景为题材的生态风景系列，抑或是姬子（王云山）、林容生、郭宝君在中国生态水墨画中极力营造的一种闲和静远之境，最终都致力于探寻万物的本源，并由此呈现世界最初的神秘。

　　中国当代生态美术正逐步走向更为深邃和开阔的思想境界：人与世界和谐关系的重建。作为现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当代“乡土美术”和“乡村叙事”在主题性创作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了视觉形态与精神内涵的“生态转向”。值得期待的是，随着社会发展模式的变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乡土叙事”，将更加自觉地完成向“新乡土”美术话语的“生态转向”。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