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好中国电影文学命脉

从左到右依次为刘恒、何冀平、东西、叶弥

　　在中国电影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下，如何学会用电影的语言讲故事，表达人们的立场？如何用文学的审美丰富影像，为中国电影注入文化血液？是中国电影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在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电影文学论坛上，多位学者、作家、编剧就如何讲好中国好故事，把好中国电影的文学命脉，关注中国电影持续发展的文学根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文学是电影的根基。重视文学就是关注中国电影的命脉，就是关注中国电影产业持续发展的根基。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会长、本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组委会委员张思涛指出，当前中国电影处于大发展的黄金期，国产电影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电影的文学性，仍然是当前提高国产电影指南的关键之一，树无根不繁茂，水无源不长流，无论中国电影怎么发展，文学依然是中国电影发展的根本。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创作研究部主任张弛表示，现在大家都在探讨中国电影故事、中国电影剧本，为什么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不是拍好中国电影画面、做好中国电影音乐等？因为故事是根基，而文学就是故事。现在有很多电影是没有根基的，如果不去重视根基，不管有多大的投资、多大的明星，最终出来一定不是好的作品。

　　《菊豆》《秋菊打官司》《漂亮妈妈》《集结号》《金陵十三钗》《投名状》《新龙门客栈》《姐姐词典》《天上的恋人》《太阳照常升起》等电影是许多观众非常熟悉和喜爱的电影。此次它们的创作者和编剧也都出席了中国电影文学论坛，面对面共话“讲好中国故事”。

　　作家刘恒的小说曾被改编为《菊豆》，他也是《秋菊打官司》《漂亮妈妈》《集结号》《金陵十三钗》等影片的编剧。在刘恒看来，所谓中国故事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故事，而中国人是形形色色的，讲故事的人也是形形色色的，所以中国故事的复杂性、丰富性是无限的。我们既要讲欢乐的故事，也要讲悲伤的故事；既要讲春天的故事，也要讲冬天的故事；既要讲白天的故事，也要讲黑夜的故事。

　　刘恒认为，编剧是有职业化需求的，必须得对艺术特性有所了解，而且要遵循艺术的规律。他指出，现在一些年轻编剧，不认为写剧本是给自己写，而是给老板写、给导演写、给朋友写、给领导写。对此，他想提醒年轻编剧：“你用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投入工作，最后它的质量其实就是你自己生命的质量。你必须把这个事当做你自己的事去做，不是随随便便敷衍挣钱就算了，这样是干不好的。”

　　话剧《天下第一楼》、电影《投名状》《新龙门客栈》编剧何冀平在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表示，“生活是创作最重要的源泉”不是一句空话。“我写《天下第一楼》时，有一年的时间去深入生活。无论如何，在我写的题材里，我要去找到真实的人或者真实的生活，这样才能得到最鲜活的东西。”同时，她也表示，故事是重要的，但是故事里面的精神更重要。电影虽然是以导演为中心的艺术创作方式，但是精神是编剧赋予的。

　　作家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耳光响亮》分别被改编成电影《天上的恋人》《姐姐词典》。在谈到小说创作与影视创作的异同时，他认为编剧的写作对小说创作是有帮助的。一般作家在写作时，太不注意读者的想法，太不考虑读者了，而作为影视编剧，会把传统写作丢失的一些东西捡回来，比如注重逻辑性、情感性等。写小说可以任性，但是编剧不行。写小说可以为小众，但影视编剧要为大众。

　　作家叶弥创作的《天鹅绒》被改编为电影《太阳照常升起》。谈起文学怎么通往电影之路，她表示，其实关于文学和电影很多地方是没有共识的，作家怎么和导演达成共识，坚持多少东西，丧失多少东西，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电影受很大的资本影响，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面临着许多精神上的困境。作家还有艺术家都应该担当起责任，去思考怎样抚慰人心，怎样提升这个时代的精神。

　　“梦想始于剧本而终结于电影”，在中国电影文学论坛上，各位作家、编剧、学者充分分享了经验，表达了观点，提出了建议。大家纷纷表示，希望通过交流与探讨，进一步促进中国电影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