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管弦乐《大河之北》的人文气质

　　中国当代民乐创作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借鉴与改良之后，正逐渐收回“西望”的目光，在重新审视自身传统的蜕变中确立起一种新的品格。作为中国文化特有的声音符号，如何在保有传统音乐美学神韵的基础上，跳脱原有的地域化、民间化的文化语境，使其成为记录当代国人情感与精神风貌的一种具有现代意涵的世界性话语，依然是当代音乐家不断追寻的课题。在这方面，张千一的新作《大河之北》或能为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一位作曲家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在多年的艺术淬炼中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它或显现于个性化的音乐语汇、偏爱的体裁题材，或隐含于独特的文化诉求、美学意韵当中，成为我们解读其艺术创作的“关键词”。属于张千一的关键词之一，当是“言简意赅”——他善于通过高度凝练、耐人寻味的语汇来塑造个性鲜明的音乐形象。如写意山水，寥寥数笔，意韵自在；又如五绝七律，短小精炼，回味无穷。

　　《大河之北》便是这一风格的典型代表。开篇第一乐章《士——燕赵悲歌》，作曲家并没有使用固有的音乐素材来彰显河北特色，而是运用自由十二音技法，创作了一个戏剧性主题。透过充满现代感的音响，刻画出燕赵大地慷慨悲壮的文化底蕴，从而为整部作品涂抹上厚重的历史人文色彩。第四乐章《大平原》堪称现代气息与民族风味巧妙融合的典范。透过这一乐章的主题写作，我们再次感受到作曲家高超的音乐造型功力——通过调式交替的手法，为一个徵调式音阶注入新的色彩，在不断变换的光影色调中，将大平原的宽广辽阔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虽然类似手法在中外作品中并不鲜见，但张千一在音乐中所营造的飞机航拍似的翱翔和鸟瞰，却是只有沐浴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们才能领略到的动感与开阔。

　　《大河之北》对于民俗性段落、地域文化符号的诠释，同样表现出充满艺术性、趣味性的想象空间。如第二乐章《赵州桥随想》（二胡与乐队）中，作曲家不仅通过拱形曲式结构来表达“桥”的意象，还将《小放牛》《四六句》这两首同为表现赵州桥但音乐性格相异的民歌并置使用，以增加音乐的色彩对比。同样的思路延续到了第三乐章《回娘家》（吹打乐）、第六乐章《避暑山庄——普陀宗乘》中。这些传统的音调扩展与叠加，增加了音乐可听性，也从叙事上拓展了民间音乐素材内容表达上的单一性，使听者获得似曾相识又出乎意料的欣赏体验。

　　除了音乐细节上的匠心独运，作者在民族管弦乐队的整体音响表达上同样做出了诸多思考和尝试。对于借鉴西方管弦乐队结构组建的现代民乐队在表现力上的优劣特点，张千一显然有着深刻而清晰的认识。因此，《大河之北》中，他充分运用了规避与兼顾的原则——将音乐性格近似的乐器分组使用，让音响存在冲突的乐器交替陈述，利用不同音区、不同语汇营造音乐上的对比，等等。通过这些手法，有效地规避了民族管弦乐队在音响上“不和谐”“不均衡”的问题，在凸显乐曲交响性的同时，尽可能发挥每种乐器、每个声部的个性特色。

　　真正具有深度的作品，除了给人以听觉审美的愉悦和享受，更能引领人们进入另一个思想维度，对作品表达的文化内涵展开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想象和思考。张千一没有从地域的概念上去诠释“河北文化”的诸多方面，而是以一种富于历史纵深感的、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去挖掘它的多重内涵。第七乐章《关里关外塞外》中，作者有意将河北民歌《放风筝》、东北民歌《正对花》以及蒙古族音乐素材熔于一炉，彰显出河北地处北方多地域文化交汇点上的、交流融合的文化特质，为整部交响乐画上一个更加开放的句号。

　　近年来，中国的民族器乐创作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有的选择向外扩张，通过与其他姊妹艺术表现空间的叠加为民乐发展开拓出新的场域，如近来风行一时的“民族器乐剧”；有的选择扬长避短，另辟蹊径，充分张扬民族乐器在艺术和文化表现力上的个性，如当前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方兴未艾的民族室内乐创作；还有一种就是选择立足原地，继续深挖，在现有的表现范式中探求更多的可能性。张千一的《大河之北》正是最后一种方向的代表。以往的同类题材作品，多是利用专业作曲技法对地方音乐素材进行再加工。而这部由七乐章连缀而成的民族交响诗画，通过对这块土地历史文化的回望与沉思、现实生活的描摹与刻画、燕赵文化之精神气质的塑造与解读，使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彰显出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文气质。

　　（作者为《人民音乐》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