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里的文学初心（作家论苑）

　　不久前云南举办一次以小学课本为研讨内容的会议，邀我参加，我欣然应允。原因有二，云南是我青春寄宿地，从十七岁到二十七岁的十年间，我在云南宜良一处叫作“大荒田”的军营度过，此次行前为云南诸多战友写一小诗：“曾为十载滇云客，梦中常回旧军营。沧桑岁月人未老，最忆浓浓战友情。”此番故地重游，内心自然欣喜。其二是此次研讨内容是小学课本，更切中我的心意。

　　我感念小学语文课本，那是我文学初心的萌生地。

　　小学语文课本，常是文学种子生根发芽的土壤。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五〇后背景的作家而言。它不肥沃，但足够一个热爱文学或者写作的孩子扎下灵感与热爱的根须；它不深厚和宽广，但足够开拓一个文学幼童稚嫩的视野；它有那个特定年代的体现，譬如我就曾吃力地背诵过课本中的“农业八字宪法”，至今印象鲜明，可以毫不费力地脱口而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

　　我不知道农业生产上这八字如今还好不好使，但至少当时让我这样一个刚上学的小学生花了不少苦功。背诵需要记忆，记忆依靠理解和领会，可我当时实在理解不了其中的奥秘，这本应是从事农业工作人员的专业，不知为何闯入小学生语文课本。这让当时二年级的我背得焦头烂额，还因错了一两个字而被老师批评得垂头丧气。于是我决心发愤图强，进行强迫记忆，结果便是直至今天，我依然能条件反射般背出这些内容。

　　有些人觉得小学语文课本作为基础性、通识性文本，主要承担的是认字识文的价值。这是片面的看法。从我自身的学习经历、后来的创作经历看，我认为文学作品在语文课本中的价值至少有如下几种：认知价值、审美价值、拓展价值和浸润价值。

　　学子面对课本，本身认知是题中应有之意，从孔夫子时代到今天，课本的首要任务是启愚蒙开混沌，从教育学到心理学都对此有专门论述，语文课本的认知价值无需多论。

　　语文课本上大多数的课文都出自名家名著，我记得郭沫若先生的《天上的街市》是如何让我惊艳神往，也记得贺敬之先生的《桂林山水歌》又如何让一个北方草原的孩子对南国山水充满憧憬，更妙的是杨朔先生的《荔枝蜜》色香味俱全的文笔，让人口水长流，他所引用苏东坡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又如何令人惊诧莫名，特别是一个“啖”字，既不是吃，也不是咬，更不是嚼或吞，古趣横生，发人深省！“啖”，在宋是通用语，到今天已成语言化石，一粒硬邦邦却韵味十足的化石，触发人诸多联想。

　　是小学语文课本让我知道了新诗与旧诗，知道了押韵在语言中的妙不可言的趣味，也知道了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把炒面和雪一起吞服的人的伟大，知道了罗盛教、刘胡兰、黄继光，知道了小英雄雨来和王二小，知道了“鸡毛信”与“狼牙山五壮士”，这是幼童审美，也是立志与价值观教育。

　　小学生大多活动空间狭小，视野局限于“家庭—学校—家庭”之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教材内容应负有开拓孩子视野、拓展认知空间的责任，科幻、科普及相关的课文，如《我们的土壤妈妈》（高士其）就起到了很好的丰富知识、拓展视野的作用。记得还有赵树理先生的《手》，写一个山西农民的手：粗短，有力，布满老茧，随便在土里一抓，便是一把干柴……细节栩栩如生，人物个性鲜明，文中充满一个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的尊重，传奇性中见平凡与真诚。

　　而尤为重要的，是浸润价值。它是潜移默化和润物细无声的教诲，是言传身教的深切表达，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传递和承继。要做到这一点，语文课本固然重要，同样重要的是授业执教者的修养、素养和教养应与语文课本熔铸一体，方可达到“浸润”孩子身心的作用。所以一堂语文课，如果课文好而老师理解不到位，讲得不好，肯定是不成功；相反，如果课文平平而语文老师理解充沛、发挥超长，则是学生的幸事。这一点至关重要。

　　好老师，好课文，好好相辅，语文课很可能成为一个孩子萌生文学初心的沃土，未来作家的始发地。这是一个有幸有作品进入小学语文课本的中国作家的心里话！“荷衣说艺斗心兵，前辈须眉照座清。收拾遗闻归一派，百年终恃小门生。”这是一百八十年前的清人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首。大家都熟悉他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实前一首也很有见地。他尊崇前辈，奖掖后生，“百年终恃小门生”，我认为此句放在教育界、教材界亦妥。希望新时代的教育发展，出好教材，办好教育，以明德引领风尚，用课本培育初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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