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珠到宝花

图为《团窠对鹿纹挂锦》局部。

　　敦煌，地处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近日，“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在敦煌莫高窟开幕，来自全球的120余件套精美文物，包括公元7至9世纪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丝织品、佛像、王冠、生活器物等，立体呈现出吐蕃时期文化艺术的历史面貌及不同文化之间频繁的交流互动。

　　展览中最吸引人的文物，莫过于两大幅中亚团窠对鹿纹挂锦。来自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的《团窠对鹿纹挂锦》，高近2米，宽1.6米，绘有异常硕大的团窠纹样。图案上的两只鹿立在生命树两旁，长着漂亮的枝形角，身上布满点纹。圆形纹样的边框外，附有一圈半圆形装饰，上面绘有公羊等动物依次奔腾而过，形态栩栩如生，显示了7世纪中期至8世纪丝绸之路沿线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与之相似的另一幅《联珠纹团窠对鹿纹挂锦》来自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同样是高2米、宽1.7米。双鹿的图案用浸透染料的八根纬线起花，再与经线交织。主体图案外的边廓，由一系列小圆圈组成的圆环内有十几种动物。在机织丝绸上表现如此体量宏大且复杂的图案，令人赞叹。

　　这种大幅挂锦主要用于装饰吐蕃贵族的营帐。依据古老的草原民族习俗，吐蕃赞普和主要氏族首领每年都有集会的传统，他们将朝堂设在毡帐里。毡帐之庞大，可以轻松容纳100多人；毡帐之富丽，常饰以金银器和丝织品（尤其是丝绸），因此也被称为“金帐”。

　　这件挂锦的图案让我们想到在敦煌的藏经洞中发现的唐代丝绸的华丽图案，不少图案与沿窟壁画上的服饰图案相呼应，其中团窠纹样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团窠是唐代丝绸图案中常见的排列形式，是一种圆形或近似圆形的相对独立的图案，通常由内、外两部分组成，内部是主题纹样，外部是一个圆环，可由不同元素构成。唐代史料中常见独窠、两窠、大窠、小窠等称呼的绫和罗，敦煌文书中也多次出现带有“窠”名的锦绫。

　　据专家研究，敦煌出土丝绸的团窠图案可分为联珠团窠、宝花团窠和动物团窠三类。所谓联珠纹，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以若干小圆圈按照一定规律排列的纹样。早期的联珠纹主要来自西方，往往出现在图案骨架上，如莫高窟第254窟的北魏壁画和第427窟的隋代壁画上都出现了以联珠纹构成菱形骨架的服饰图案，青海都兰唐代墓葬也出土有大量联珠纹鸟兽锦。

　　宝花则是由中国传统花卉纹发展演变出来的纹样。宝花是唐代对花卉团窠的一种称呼，在敦煌出土的织物和壁画中大量出现，它是由自然形态花卉抽象概括而得的一种造型，多呈对称放射状，盛开或者半盛开的花、蕾和叶，是唐朝非常流行的装饰主题，形式变化丰富，广泛用于丝织品、金银器和建筑装饰。莫高窟的藻井中也多见这样的图案。随着宝花的演变，花变成了花苞，所占越来越大，日渐雍容华贵，在开元年间达到了全盛，一直流行至晚唐五代与宋，也传播到了域外。随着宝花纹的流行，宝花团窠也渐渐取代联珠，花卉和枝叶构成外环，内填鸟兽纹的纹饰颇为流行。

　　从联珠到宝花，也许只是文物图案纹样的小小变化，却也反映出文化的相融相通。如果仔细品味，展览中的许多文物都蕴藏着这样的细致流变。

　　关于吐蕃的研究，早在上个世纪，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就主编了《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沙武田研究员也有《榆林窟第25窟：敦煌图像中的唐蕃关系》《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等专著，杨富学研究员还翻译过美国著名欧亚学者白桂思关于吐蕃的专著。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认为，这次大展落地敦煌，不仅因为历史渊源和丝路文化交流价值，更在于敦煌研究院所拥有的专业研究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