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长子”情结（我与新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数十年来，“天重”近万名工人，就是这样兢兢业业、殆无虚日地履行着“共和国长子”的责任。

　　我如果不是在“天重”，或许就不会从事创作，即便写小说也绝不会是现在这样的风貌。因为我小说里的灵魂、场景、人物、气韵等等，都来自“天重”，冯厂长就是我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的原型。

　　我带着一种近乎急切的心情，去参加天津重型机器厂的老同事聚会。一进大厅便动心动肺、情绪亢奋难抑，工厂曾是大家的“家”，60多年来人事沧桑，200多位早已退休的老同事骤然相见，觉得格外亲近，岂是“快乐”所能概括？新中国成立后，人人都满腔豪情，热血千秋，明白国家要强大、想在这个地球村挺直民族的脊梁，就要率先发展重工业。于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就确立了“156项工程”，人们把这156个大企业称作“共和国长子”。

　　天津重机厂也在“长子”之列，眼前的老同事们似乎至今还怀着浓烈的“长子”情结，以厂为荣，为自己是“天重”的一员而倍感欣慰。有人还特意穿上工作服，洗得干干净净，带着明显的折印，左胸印着两个醒目的仿佛浇铸而成的红字——天重。过去“天重”人都喜欢留一套工作服当“逛服”，在节假日逛街、看戏看电影及走亲访友时穿上，当时甚至流传一种说法，“天重”的年轻人穿着工作服相亲，就是打了保票。聚会大厅里人声鼎沸，每个人都想说话，都像有许多话要说，主题却只有一个：“天重”及其辉煌的历程。

　　当年，只有工作才能标志一个人的身份，证明你是谁、你在社会上的地位。那时候人们不是谋职，而是谋志，通过工作实现抱负，理所当然把自己的工作跟国家联系起来。进了“天重”这样的“长子”号大厂，自然志气标拔，内心畅满，常常是实实在在地“以厂为家”。1959年初，我从太原重型机器厂实习结束，回到“天重”住进单身宿舍，宿舍的4个人中只有我是单身，另外3人的家属都在外地。每个人的床下塞着书籍和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那个年代人活得简单、家当也少，除去睡觉，大部分时间长在厂里，钻研技术想搞革新的在车间里鼓捣，爱读书的厂里有夜校、图书馆，活泼好动的年轻人还有俱乐部。单身宿舍和家属宿舍同在一个大院，紧挨着工厂，厂里有急事到宿舍叫人很方便。

　　有一天中班，150吨的锻造天车在吊装一根30多吨的转子时，把热处理炉的内壁和几个烧嘴撞坏。按常规检修程序，要等炉温降到能进去人的时候再修理，可那批正在保温等待处理的锻件就得报废。工长派人到宿舍喊来大工匠崔师傅，当炉温降到270度的时候，崔师傅将湿淋淋的麻袋片往身上一披，弓身钻进炉膛，工长掐着表，一到5分钟，第二个工人披着新的湿麻袋钻进去，替下崔师傅……270度啊，难以想象，人钻进去会是什么感受！但工人们就这样一个个轮换着往里冲，当班就抢修好炉子，保住了价值数百万的锻件，避免了一场大事故。工人们身上那种自然而然的责任感，极大激发着生命的潜能——这是来自灵魂的力量。数十年来，“天重”近万名工人，就是这样兢兢业业、殆无虚日地履行着“共和国长子”的责任。

　　现在，跟在崔师傅后边钻炉膛的张师傅来了，70多岁。他说钻炉膛抢修不过是本职工作，是手艺道。“手艺道”就是职业操守，是一个好工匠的律条，技术是有“道”的，耍手艺是凭技术吃饭，必须尊道、重道，干的活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手艺……大家的话题又转移到天重厂从上到下对技术的重视上，这要归功于首任厂长冯文斌，是他确立技术型厂风，打下一个好底子。“天重”招收的工程技术人员，要求是毕业于名牌大学的著名专业，有些重要技术岗位上的负责人，是他亲自考查后调来的，比如总工程师杨萃芳，那都是留学海外的冶炼博士，当时国内钢铁界数得着的人物。

　　那一年的9月底，离国庆节还有三四天，“天重”的2500吨水压机刚安装好还在调试，就接到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急件，要锻造数十根五拐曲轴，为舰船等重型武器的发动机配套。接到任务后，冯厂长就来到2500吨水压机现场，前前后后看了一阵，问了一些问题，转身到锻压车间办公室搬了把木椅子，在水压机跟前找了个不妨碍工人干活的地方，就坐了下来。不想这一坐就是三天三夜，没见他闭过眼，甚至没打过盹，只是每天夜里12点之前到大食堂转一圈，看看为夜班工人准备的饭菜怎么样。三天里他也几乎没怎么说话，不插嘴也不插手，但所有跟生产曲轴有关的技术人员以及管理干部，全都来到水压机现场，试生产的过程中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都是现场解决。三天后，3.8吨的五拐曲轴试制成功，冯厂长并没有显得多么兴奋，但脸上的线条一下子全顺畅了。他当即下令，由车间向运输科要一辆卡车，拉着曲轴参加市里的国庆十周年大游行，并让我压车，记录游行盛况，特别要留意大家对曲轴的反应。因为曲轴试制成功是制造业的大新闻，报纸、电台都会报道，《天津日报》还约我写了篇长通讯。

　　第二天早晨还不到5点钟，我赶完稿子刚睡着，卡车司机小郭就到宿舍把我喊起来，卡车就停在宿舍大院门口，曲轴系着大红的丝带，固定在卡车的铁架上。我们来到市里，离中心广场还很远就按指令停车排队等候，一开始我还挺兴奋，熬到9点多钟游行还不开始，实在扛不住就睡着了。再醒来时游行已经结束，小郭拉着我和曲轴又回到车间，我埋怨小郭说，为什么不喊醒我？他说，喊不醒，又要掌握车速车距，心里紧张，不敢分神。车间主任害怕挨批，让我自己去跟厂长汇报。冯厂长其实已经知道我睡了一路，见我紧张的样子哈哈大笑，摆摆手让我回宿舍去接着睡……“天重”厂的元老刘延宁后来告诉我，冯厂长从来不直接批评工人，即使工人有错也是找他的头头说清楚。

　　刘师傅是2500吨水压机的守护神，不到30岁已是四级钳工，属于工厂里才华横溢的人物，自然也是冯厂长的爱将。他的两手拇指短而粗，前端发达得像个小榔头，干活时灵巧有力，十分显眼。他身上有股清傲之气，与他的技术水平相称，厂里业务拔尖的人往往都很有个性。精加工的“镟床李”，上班不穿工作服，上身永远是一件雪白的衬衣，一天下来，活比别人干得漂亮，白衬衣上还不会沾一滴油污点。

　　后来，我也能掌钳子，在一吨锤上独当一面。技术上过了硬，人就有了尊严。班长对我的“监督”就是拿着卡钳检查我的锻件尺寸。我也开始享受技术性劳动带来的快乐，这种快乐淳厚而又纯粹，是一种全身心的轻松，还伴有一种暗暗的自信，足以慰藉年轻的心灵。那情景非常奇特，无论春夏秋冬，一上锤都要穿着厚厚的帆布工作服，一火下来通身湿透，身上在出大汗，心却获得了安宁。真正的工匠都是干活上瘾，越是难干的活，越处于痴迷状态。1970年，“天重”自己又制造了整个华北地区唯一的一台6000吨水压机，以满足国家重型机器制造业的需求。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诸多外国元首，纷纷来“天重”参观视察，感受6000吨水压机巍然、沉厚的气势。制造业的品质代表一个民族的素质，“天重”万名职工用智慧与汗水向世界说话。

　　每个人刚步入社会，进入一个什么单位，碰上什么样的同事，对这个人的一生影响非常大。我如果不是在“天重”，或许就不会从事创作，即便写小说也绝不会是现在这样的风貌。因为我小说里的灵魂、场景、人物、气韵等等，都来自“天重”，冯厂长就是我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的原型。我说是“天重”成全了我的写作，而老同事们则说，在座的哪个人不是“天重”成全的？聚会大厅变成欢乐之海，“天重”无疑是这场大欢乐的背景和基础，每个人的心里都怀着对“天重”相同的情感，也就是“共和国长子”情结。

　　（作者为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