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长子”情结(我与新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蒋子龙

2019年09月02日05:06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数十年来,“天重”近万名工人,就是这样兢兢业业、殆无虚日地履行着“共和国长子”的责任。

  我如果不是在“天重”,或许就不会从事创作,即便写小说也绝不会是现在这样的风貌。因为我小说里的灵魂、场景、人物、气韵等等,都来自“天重”,冯厂长就是我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的原型。

  

  我带着一种近乎急切的心情,去参加天津重型机器厂的老同事聚会。一进大厅便动心动肺、情绪亢奋难抑,工厂曾是大家的“家”,60多年来人事沧桑,200多位早已退休的老同事骤然相见,觉得格外亲近,岂是“快乐”所能概括?新中国成立后,人人都满腔豪情,热血千秋,明白国家要强大、想在这个地球村挺直民族的脊梁,就要率先发展重工业。于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就确立了“156项工程”,人们把这156个大企业称作“共和国长子”。

  天津重机厂也在“长子”之列,眼前的老同事们似乎至今还怀着浓烈的“长子”情结,以厂为荣,为自己是“天重”的一员而倍感欣慰。有人还特意穿上工作服,洗得干干净净,带着明显的折印,左胸印着两个醒目的仿佛浇铸而成的红字——天重。过去“天重”人都喜欢留一套工作服当“逛服”,在节假日逛街、看戏看电影及走亲访友时穿上,当时甚至流传一种说法,“天重”的年轻人穿着工作服相亲,就是打了保票。聚会大厅里人声鼎沸,每个人都想说话,都像有许多话要说,主题却只有一个:“天重”及其辉煌的历程。

  当年,只有工作才能标志一个人的身份,证明你是谁、你在社会上的地位。那时候人们不是谋职,而是谋志,通过工作实现抱负,理所当然把自己的工作跟国家联系起来。进了“天重”这样的“长子”号大厂,自然志气标拔,内心畅满,常常是实实在在地“以厂为家”。1959年初,我从太原重型机器厂实习结束,回到“天重”住进单身宿舍,宿舍的4个人中只有我是单身,另外3人的家属都在外地。每个人的床下塞着书籍和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那个年代人活得简单、家当也少,除去睡觉,大部分时间长在厂里,钻研技术想搞革新的在车间里鼓捣,爱读书的厂里有夜校、图书馆,活泼好动的年轻人还有俱乐部。单身宿舍和家属宿舍同在一个大院,紧挨着工厂,厂里有急事到宿舍叫人很方便。

  有一天中班,150吨的锻造天车在吊装一根30多吨的转子时,把热处理炉的内壁和几个烧嘴撞坏。按常规检修程序,要等炉温降到能进去人的时候再修理,可那批正在保温等待处理的锻件就得报废。工长派人到宿舍喊来大工匠崔师傅,当炉温降到270度的时候,崔师傅将湿淋淋的麻袋片往身上一披,弓身钻进炉膛,工长掐着表,一到5分钟,第二个工人披着新的湿麻袋钻进去,替下崔师傅……270度啊,难以想象,人钻进去会是什么感受!但工人们就这样一个个轮换着往里冲,当班就抢修好炉子,保住了价值数百万的锻件,避免了一场大事故。工人们身上那种自然而然的责任感,极大激发着生命的潜能——这是来自灵魂的力量。数十年来,“天重”近万名工人,就是这样兢兢业业、殆无虚日地履行着“共和国长子”的责任。

  现在,跟在崔师傅后边钻炉膛的张师傅来了,70多岁。他说钻炉膛抢修不过是本职工作,是手艺道。“手艺道”就是职业操守,是一个好工匠的律条,技术是有“道”的,耍手艺是凭技术吃饭,必须尊道、重道,干的活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手艺……大家的话题又转移到天重厂从上到下对技术的重视上,这要归功于首任厂长冯文斌,是他确立技术型厂风,打下一个好底子。“天重”招收的工程技术人员,要求是毕业于名牌大学的著名专业,有些重要技术岗位上的负责人,是他亲自考查后调来的,比如总工程师杨萃芳,那都是留学海外的冶炼博士,当时国内钢铁界数得着的人物。

  那一年的9月底,离国庆节还有三四天,“天重”的2500吨水压机刚安装好还在调试,就接到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急件,要锻造数十根五拐曲轴,为舰船等重型武器的发动机配套。接到任务后,冯厂长就来到2500吨水压机现场,前前后后看了一阵,问了一些问题,转身到锻压车间办公室搬了把木椅子,在水压机跟前找了个不妨碍工人干活的地方,就坐了下来。不想这一坐就是三天三夜,没见他闭过眼,甚至没打过盹,只是每天夜里12点之前到大食堂转一圈,看看为夜班工人准备的饭菜怎么样。三天里他也几乎没怎么说话,不插嘴也不插手,但所有跟生产曲轴有关的技术人员以及管理干部,全都来到水压机现场,试生产的过程中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都是现场解决。三天后,3.8吨的五拐曲轴试制成功,冯厂长并没有显得多么兴奋,但脸上的线条一下子全顺畅了。他当即下令,由车间向运输科要一辆卡车,拉着曲轴参加市里的国庆十周年大游行,并让我压车,记录游行盛况,特别要留意大家对曲轴的反应。因为曲轴试制成功是制造业的大新闻,报纸、电台都会报道,《天津日报》还约我写了篇长通讯。

  第二天早晨还不到5点钟,我赶完稿子刚睡着,卡车司机小郭就到宿舍把我喊起来,卡车就停在宿舍大院门口,曲轴系着大红的丝带,固定在卡车的铁架上。我们来到市里,离中心广场还很远就按指令停车排队等候,一开始我还挺兴奋,熬到9点多钟游行还不开始,实在扛不住就睡着了。再醒来时游行已经结束,小郭拉着我和曲轴又回到车间,我埋怨小郭说,为什么不喊醒我?他说,喊不醒,又要掌握车速车距,心里紧张,不敢分神。车间主任害怕挨批,让我自己去跟厂长汇报。冯厂长其实已经知道我睡了一路,见我紧张的样子哈哈大笑,摆摆手让我回宿舍去接着睡……“天重”厂的元老刘延宁后来告诉我,冯厂长从来不直接批评工人,即使工人有错也是找他的头头说清楚。

  刘师傅是2500吨水压机的守护神,不到30岁已是四级钳工,属于工厂里才华横溢的人物,自然也是冯厂长的爱将。他的两手拇指短而粗,前端发达得像个小榔头,干活时灵巧有力,十分显眼。他身上有股清傲之气,与他的技术水平相称,厂里业务拔尖的人往往都很有个性。精加工的“镟床李”,上班不穿工作服,上身永远是一件雪白的衬衣,一天下来,活比别人干得漂亮,白衬衣上还不会沾一滴油污点。

  后来,我也能掌钳子,在一吨锤上独当一面。技术上过了硬,人就有了尊严。班长对我的“监督”就是拿着卡钳检查我的锻件尺寸。我也开始享受技术性劳动带来的快乐,这种快乐淳厚而又纯粹,是一种全身心的轻松,还伴有一种暗暗的自信,足以慰藉年轻的心灵。那情景非常奇特,无论春夏秋冬,一上锤都要穿着厚厚的帆布工作服,一火下来通身湿透,身上在出大汗,心却获得了安宁。真正的工匠都是干活上瘾,越是难干的活,越处于痴迷状态。1970年,“天重”自己又制造了整个华北地区唯一的一台6000吨水压机,以满足国家重型机器制造业的需求。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诸多外国元首,纷纷来“天重”参观视察,感受6000吨水压机巍然、沉厚的气势。制造业的品质代表一个民族的素质,“天重”万名职工用智慧与汗水向世界说话。

  每个人刚步入社会,进入一个什么单位,碰上什么样的同事,对这个人的一生影响非常大。我如果不是在“天重”,或许就不会从事创作,即便写小说也绝不会是现在这样的风貌。因为我小说里的灵魂、场景、人物、气韵等等,都来自“天重”,冯厂长就是我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的原型。我说是“天重”成全了我的写作,而老同事们则说,在座的哪个人不是“天重”成全的?聚会大厅变成欢乐之海,“天重”无疑是这场大欢乐的背景和基础,每个人的心里都怀着对“天重”相同的情感,也就是“共和国长子”情结。

  (作者为著名作家)


  《 人民日报 》( 2019年09月02日 20 版)
(责编:岳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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