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厅里的浙江海宁皮影人与明成化年间说唱本,上海博物馆藏 |
南宋哥窑五足洗,上海博物馆藏 |
明朱稚征竹雕高士图笔筒,上海博物馆藏 |
明宣德景德镇窑青花缠枝花卉纹执壶,上海博物馆藏 |
在中国人的文化语境中,江南是一个可以勾起无限想象的词。它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美景,是“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柔情,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繁华,也是“长江白浪不曾忧”的淡泊……
上海博物馆历时两年打造的“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力图用文物阐释“江南”这一内涵丰厚的文化意象。展览精选16家文博单位的197件组文物,以清代《康熙南巡图粉本》开篇,继而引出五大板块,讲述江南的悠久、文秀、诗性、气节、精致与开放。下文结合展品,谈谈江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方面。
崇文重教,是江南的底色
公元317年,晋室南渡,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的“书圣”王羲之也随之南迁至山阴(今浙江绍兴)。《秋月帖》是王羲之居于绍兴时回复友人盛夏问候的一缄书札,因起首第一句为“七月一日羲之白”,又称《七月帖》。展览第一板块借宋拓《淳化阁帖》之《秋月帖页》讲述了衣冠南渡对于江南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
东晋以后,江南得到了较好的开发,文学、艺术、史学等都出现了新气象,刻书、藏书、读书之风逐渐盛行。
宋人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可知江南刻书早在两宋时期已闻名全国。明人胡应麟说:“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今北京)也,金陵(今南京)也,阊阖(今苏州)也,临安(今杭州)也。”可知江南藏书同样发达。明清时期,江南除官府藏书、书院藏书、寺院藏书外,私人藏书也蔚为大观。如“扬州二马”的小玲珑山馆、嘉兴朱彝尊的曝书亭、宁波范钦的天一阁、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湖州刘承干的嘉业堂等,均为有名的私家藏书楼。此次展览展出了官方“南三阁”之文澜阁藏书《欧阳文粹》卷,也展出了钱谦益的绛云楼和曹寅的楝亭之藏书书目。曹寅为曹雪芹祖父,曹雪芹幼年时期或许读过楝亭藏书,为之后撰写《红楼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书香萦绕的江南,人文荟萃,名士迭出。如首开山水诗风的谢灵运、“初唐四大家”之虞世南、“孤篇压全唐”的张若虚、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范成大、并称“江南四大才子”的唐寅、文徵明、徐祯卿、祝允明,还有儒家心学大师王阳明、“清学开山”顾炎武、“一代儒宗”钱大昕、“一代文宗”阮元等。展览中可以看到虞世南《大运帖页》、范成大《春晚帖页》,还可以看到王阳明、顾炎武、钱大昕、阮元等人的手札或著作,感受江南人的才华与气度。
精致典雅,是江南的气韵
南宋以还,中国文艺的重心一直在江南。文人书斋历来是最文艺典雅的所在,有琴棋书画、博古赏鉴、品茗焚香等雅事,有家具陈设、文房器用、花木竹石等雅物。
书画是文人于书斋内最常进行的艺术创作。展品中五代董源《夏山图卷》、元代倪瓒《汀树遥岑图轴》、明代董其昌《栖霞寺诗意图轴》、明代文徵明《江南春词意图卷》等江南代表性画家的山水名作,表现了自然美学对江南文人的滋养与影响。其中,《江南春词意图卷》是文徵明以倪瓒《江南春》词意所作,描绘了江南草长莺飞的旖旎春景。卷后吴中文人争相题和,有沈周、祝允明、徐祯卿、唐寅等十数家题跋。此图不仅是对江南风景的再现,更描摹出江南士人理想中的家园。
所谓“江南收藏甲天下”,书画之余,摹古鉴赏是文人日常消遣之必备。江南收藏涵盖古铜器、古书画、古碑帖、古玉器、古漆器、古窑器等多种门类,对后世影响深远。此次展览中备受瞩目的哥窑五足洗是一件珍贵稀见的传世哥窑器,造型端庄,釉色莹润,尽显“金丝铁线”的魅力,有“哥窑王”的美誉。
宋代《梦粱录》云:“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适累家。”琴、茶、酒、香、花是江南人精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满足了听觉、味觉、嗅觉、视觉多方面的感官享受。
以茶事为例,它始于唐、盛于宋,早期流行“点茶”,方法是将茶粉放入茶盏,用茶瓶煮水冲茶,其间以箸或匙不停击拂,令其产生细腻丰盈的泡沫。宋代又兴“斗茶”,以汤色纯白、水痕“咬盏”为上。因此喜用黑青色茶盏,以凸显茶色。明代开始,散茶冲泡取代末茶冲泡,茶具也随之改变,紫砂壶大行其道。展厅里陈列了两组茶具,从南宋吉州窑黑釉木叶纹盏到清代陈曼生井养铭紫砂壶,可以看出品茶风尚之流变。
中国人用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之前。至唐代,香道文化已形成。至宋代,随着海外香料的大量进口,香文化融入日常,达到鼎盛。明人高濂在《遵生八笺》里提到“焚香七要”,其中的香盒用于盛放香面或香条,筯瓶用于盛放取香之箸,香炉用以焚香,合称“炉瓶三事”。展厅里陈列了一组制作精美的明代“炉瓶三事”,充分展现了香事之风雅。
“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是江南人由来已久的追求。展品中的犀角雕荷叶螳螂杯,是一件典型江南风格的工艺品。此杯为明代后期流行的荷叶杯样式,荷梗中空,兼具杯柄与吸管二用,啜饮、吸饮两宜,持之风度娴雅,深受文人青睐。整器刻画细腻,杯中置螳螂一只,跃跃欲动,富有情趣。其余诸如温润端庄的玉器、千文万华的漆器、俨然图画的织绣、清逸脱俗的竹刻、简练优美的家具……这些工艺美术品既反映了江南的生产与科技水平,也体现了江南人的审美品位与艺术创造力。
开放兼容,是江南的胸怀
江南的开放,由来已久。隋代京杭大运河基本完成。它北起北京,南至杭州,沟通了海河、黄河与淮河、长江、钱塘江,保障了漕运,促进了商品贸易,也推进了江南与各地的交流。唐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盛,扬州、江阴、太仓、杭州、宁波、温州等地成为通商港口。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以太仓刘家港为起锚地和回航安泊之所,《明会典》中有详细记录的朝贡国家已近130个,江南与海外的交流引人注目。展览中的唐代巩县窑三彩抱柱狮子、北宋越窑青釉摩竭形器、元代龙泉窑青釉贴花龙凤纹盖罐以及清代徐扬《姑苏繁华图卷》等文物,展开了一幅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并臻、江南城镇“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的画卷。
开放与通商带来了审美趣味与地域文化的融合,在工艺品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以瓷器为例,郑和下西洋带回了各种异域物品,其中就包括青花料“苏麻离青”。此次展览展出了一件明宣德年间景德镇窑青花缠枝花卉纹执壶,造型源于伊斯兰教寺院里沐浴净身用的金属执壶,颇具异域风情。这一时期,御窑厂烧造了不少此类器物,用于与西域诸国的朝贡贸易。明清景德镇工匠还完成了许多外来订制需求,如展品中的清康熙景德镇窑青花镂空带托盘果篮,青花浓艳,纹样生动,堪称实用与装饰完美结合的作品,主要销往欧洲,是外销瓷的代表。
上海开埠以后,江南文化的重心逐渐移至沪。一个庞大的画家群体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卖画为生,所作绘画兼具艺术性与商业性,雅俗共赏,被称为“海上画派”。20世纪后,“海派”的称呼扩散到戏剧界,很快又漫至文学、戏曲、电影、音乐、美术教育等领域,乃至社会风尚、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于是有了海派文化的概念,成为上海的文化主流。海上画坛的部分艺术家,如刘海粟、徐悲鸿、颜文樑等,远渡重洋学习西洋绘画技法,回国后又借鉴西方绘画教学体系创立美术学校、开展美术教育,引领中国绘画等艺术的发展。所谓“海派”,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标新,又有对中西文化的糅合,更由各地移民共同铸就。
展览的最后展示了颜文樑运用西方印象派技法所绘油画《黄浦江夜航图》。在星月渔火辉映下,黄浦江静静流淌,正是江南文化在开放、兼容、创新中发展,并走向中西汇通、多元融合的映照。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春风千里”展内容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