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编钟发新声

图为武汉琴台音乐厅大晟新钟与双钢琴合作的《空城》演出剧照。

　　作为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重器，编钟具有博大的包容性。编钟独奏、编钟与钢琴、编钟与合唱、编钟与交响乐队等多种形式让我们见识了编钟演奏的各种可能性

　　今年11月29日，在武汉音乐学院举办了一场“编钟与交响乐队新作品音乐会”的云直播，北京管弦乐队与武汉音乐学院的编钟乐队、合唱团，在“云端”相会，展示了用编钟讲好中国故事的最新音乐成果。

　　音乐会的动因是201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40年时，相关部门启动的《钟磬礼乐》创作项目。曾侯乙编钟共64件，编成8组，悬挂在3层钟架上。经检测，每件钟都能敲出两个音，全套编钟音域宽广，音色优美。编钟出土时，音乐家就希望这套保存了人类2400年前音乐记忆的重器能够复活，开一场编钟音乐会。3个月后，愿望达成。编钟原件演奏会在湖北随州市举行，当时演奏的曲目既有大家熟悉的《东方红》，也有专为实验编钟音乐性而创作的《楚商》，还有外国名曲《欢乐颂》等。40多年来，围绕曾侯乙编钟的艺术实践，构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编钟音乐文化。

　　作为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重器，编钟具有博大的包容性。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黄汛舫教授，38年一直致力于编钟音乐创作，曾参与曾侯乙编钟与民族管弦乐队《九歌》的创作，整场音乐会的乐曲均由他作曲、编配。编钟独奏、编钟与钢琴、编钟与合唱、编钟与交响乐队等多种形式让我们见识了编钟演奏的各种可能性。三管制的管弦乐队和65件编钟组成的超大乐队编制，其和声语汇和配器最大程度上展示了编钟与乐队的恢弘气势。

　　更为重要的是，演奏的乐曲多有乐谱原型。管乐、人声与钟鼓《南宋礼乐》，音乐素材来源于南宋《中兴礼书》中的律吕谱；男声合唱《风雅十二诗谱：鹿鸣·鱼丽·南有嘉鱼》，乐谱选自南宋朱熹所撰《仪礼经传通解》所载《风雅十二诗谱》律吕谱，译谱者是华人音乐学家赵如兰；大晟新钟与双钢琴《空城》的前半部分脱胎于南宋音乐家姜夔的自度曲《扬州慢》。铜管五重奏与钢琴《古怨》，由杨荫浏译谱；《敦煌仙娥》则是由童忠良根据敦煌琵琶谱译配。

　　如何用多种方式完成编钟音乐创作的连接传统与现代的任务，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课题。这场“编钟与交响乐队新作品音乐会”也是武汉音乐学院“怀古音乐理论与实践探索——宋代音乐工作坊”最新成果的展示。2015年，作曲家、音乐史学家和演奏家一拍即合，开始了古乐重构的探索之旅。在这个多元的团队中，音乐学者负责解译古谱并进行学术考订，完善理论建构；作曲家借助现代作曲技术，为编钟与大乐队的乐器编制介入创作编配；演奏者和演唱者利用专业技法付诸音响实践。

　　表现现代中国人与古人进行超越时空的艺术对话，其研究、创作的初步成果是2017年4月的“宋代怀古音乐”专场学术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上，编钟家族还诞生了新成员——“大晟新钟”。这是音乐考古学家、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李幼平教授，根据宋代遗存的宋徽宗时期35件大晟编钟的形制、纹饰及音乐性能研究设计而成，现存于武汉音乐学院的湖北音乐博物馆。

　　通过对古乐素谱的“重写”，古乐拥有了新的生命力，比如，《空城》《神人畅》和《天坛》三首作品的作曲创编和演绎具有编钟音乐创作的示范意义，确立了“亦古亦今”音乐美学范式。大晟编钟与双钢琴的《空城》，体现了作曲家与古人“对话”的创作意识。前半部分是《扬州慢》曲调的器乐化处理，后半部分则体现了作曲家自己的音乐主张，探索了再现宋代宫廷编钟及礼乐文化新思路。管弦乐《天坛》是为编钟、人声与乐队而作。灵感源自作曲家40多年来对曾侯乙编钟给予的文化启示和古乐今用的实践感悟，表达了先民敬畏自然之情。

　　古今对望，古乐谱出华章。

　　（作者单位：武汉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