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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四】
李蕤是獨子。被委為“特派記者”之時，家有白發老母，妻子身懷六甲。然而，每天一開大門便見難民倒斃的慘狀，每天一睜眼就聽到啼飢號寒的哭聲。
去，還是不去？老母嘆氣流淚，李蕤有些猶豫。“后來爸爸還是想去，他覺得連這種時候還不出來說話，那活著都沒什麼意思。媽媽考慮來考慮去，還是支持了。”宋致新說。
出發之前，妻子宋映雪在自己任教的學校為李蕤借了500元，又借了一輛舊自行車。
此后一路騎行，白天採訪，夜裡投宿小店，在油燈下寫，再通過郵政發稿。但災情最重地區，點燈的油也無處可覓，夜裡干坐著，沒吃的，冷，且沒有光。
他的採訪路線，與白修德一致。
1943年2月初《大公報》被勒令停刊，當局嚴密封鎖新聞此舉，反倒激起白修德探尋真相的決心。此前，他的報道是源於洛陽及鄭州傳教士的信件，並未親眼目睹。1943年2月末，他與時任英國 《泰晤士報》攝影記者的美國人哈裡森 福爾曼，涉險入災區。
從洛陽東行至鄭州，兩周有余，“親眼所見和經過驗証的事實，連我自己都難以置信。狗在路旁啃著人的尸體，農民在夜幕的掩護中尋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沒有什麼方式能描繪出河南大災荒的恐怖。(摘自《等待收成》)”
實地考察的最后一周，白修德測算出：餓死或正在餓死的災民達300-500萬人。
這篇報道，在白修德返回途中遇到的第一個電報局──洛陽電報局拍發出去。按常規，任何新聞稿都必須從重慶回傳，經審查后再發稿。據其晚年回憶錄稱，不知系統故障，還是洛陽某位電報員在良心驅使下無視了規定，新聞稿直接發至紐約，刊載。
而據《大公報》記者張高峰的長子張刃所稱：“白修德在洛陽發稿時，經手的發報員因‘泄露機密’被殺了。如此看來，張高峰雖幾經逮捕，但總算逃過一劫，亦屬萬幸。”
【五】
所謂“泄露機密”的“機密”指何？所謂“河南大災荒的恐怖”究竟又有多恐怖？
若以張高峰的報道而論，那應是指洛陽火車站的難民“成千成萬逃往陝西，火車載著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樣，沿途遺棄子女者日有所聞，失足斃命，更為常事”﹔是指災民吃完了樹葉吃樹皮，明知野草有毒，豬吃了都要四肢麻痺，但災民還說：“先生，就這還沒有呢！”更是指征糧“比去年還逼得緊，把人帶到縣政府幾天不給飯，還要痛打一頓，放回來叫他賣地”。全文結尾是：“救災刻不容緩了！”
若以李蕤的系列通訊而論，同樣是災民擠在火車頂、跌死無數﹔把妻女運到人肉市場，未必能換到幾斗糧食﹔吃草根樹皮，甚至把裝著秕谷糠的破枕頭也吃了，“立刻又瀉又吐”，甚至“撿收鳥糞，淘吃裡面未被消化的草子”，甚至“掘食已經掩埋了的尸體”﹔“野犬吃人吃得兩眼通紅，有許多瀕死但還能蠕動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但任何一名難民的哪怕“最后的一文錢”，也要被兵大爺搜走。
更為聳人聽聞的是：“鄭州馬永道夫婦，親自動手煮吃了他們的親生女兒香菊……如果不是親聽親見，我們恐怕會驚奇為鬼世界的傳奇吧！古書中有‘易子而食’，讀之常常毛骨悚然，現在竟會有了親娘吃親女的事，連‘易’也不‘易’了。”
一路騎行採訪，李蕤遇到一名獨自蹣跚在大路上的孩童，年僅1歲多，看似剛學會走路，走起來還左搖右擺，哭幾聲，又慢慢向前走。爹娘呢？誰知道呢？
一路騎行採訪，李蕤遇到兩個“典型”的瘦子，一個是三四歲的孩子，那張臉“除了多一張干枯的皮之外，著實和骷髏差不多”﹔另一個是十四五歲的小孩，弱得不能走動，連大便都拉在褲子上，他母親一邊詛咒著“還不快死”一邊替他掀起衣服收拾，而那個軀體“簡直完全萎縮”，平常人們說的“餓得肋骨一條條地暴著”都實在不足以形容。
一路騎行採訪，李蕤遇到一簇黑發。那是尸體掩埋得太淺，許是埋的人沒有力氣，許是要埋的尸體實在太多，於是那簇黑發就披散在地面上，很長，很密。
那簇黑發，他拂之不去。
【六】
災從何來？何重至此？
宋致新的觀點與白修德接近。宋致新認為：“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是造成這場特大災荒的根本原因。”白修德則在回憶錄中寫道：“戰爭是首要的肇因。如果不是日本人發動戰爭，中國人就不會扒開黃河大堤來阻擋他們。這樣，也許華北地區的整個生態就不會引起變化了。或許，糧食就能從豐產地區運送過來。和戰爭同時肆虐的是干旱，這是大自然的罪過。1942年根本沒有下雨。”
大旱之后，又遭蝗災。在宋致新看來，“這可怕的蝗災，是黃河泛濫所造成的惡性循環，是戰爭給人民帶來的又一災難”。
另有一項重要原因，宋致新強調：抗戰以來，幾十萬中國抗日軍隊在河南駐防，而這幾十萬人吃的糧食，戰馬吃的草料，以及兵源的補充，全從河南“就地取材”。
自1937年抗戰爆發，至1942年河南遭災，河南省連年繳納的軍糧第一、服兵役第一。
民力、物力、財力均已枯竭。因此，大旱、蝗災之后，秋糧絕收，一場特大飢荒就爆發了。
兼之鐵路在戰爭中多已癱瘓，“移民”、“移粟”都成問題。因此，河南許多災民隻能坐以待斃。
“1943年3月底，當美國記者白修德向蔣介石陳述災情時，他還矢口否認、故作驚訝，其實，他對於河南災情的嚴重性早已知曉。”宋致新研究認為，1942年八九月河南災象初呈，蔣介石已從軍方得知消息，立即召開了緊急“前方軍糧會議”，決定將河南征糧數額減輕。然而，隨著冬季來臨，災民死亡率迅速上升。1942年12月，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員到各縣，一面視察災情，一面督促征糧，有的縣長談到百姓將僅有的一點麥子交軍糧后全家自殺時，痛哭失聲，向省府大員跪地磕頭請求免征。
1943年2月《大公報》發表社評《看重慶，念中原！》，將災中征糧怒喻為“石壕吏”﹔當日同一版，該報刊發一條來自河南的中央社新聞，謂“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實征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
“罄其所有”四字，實為字字血淚。
【七】
騎行採訪20多天后回家，李蕤洗洗手，倒頭就睡。“睡了很長很長的時間，我奶奶把飯做好，他都不能醒。”宋致新說。
不難想象，那是一次多麼痛苦的採訪。
燈下談心時，宋映雪曾以半開玩笑的口吻對李蕤說：四周這樣黑暗，你們記者又算什麼呢？無非像個螢火虫，飛來飛去，即使發出一點微弱的光，很快就會熄滅，會有多大用處呢？
后李蕤化名“流螢”，一為省麻煩，二是表明：雖無照耀黑暗現實的力量，但哪怕只是螢火虫，閃一下光也是好的。
薪傳火遞。
“由於我的父親曾寫過《豫災剪影》，使我得以了解這場災難的基本面貌，引起了我探尋這段塵封歷史的興趣。”宋致新開始探尋真相，收集了她能找到的所有相關史料：托大學校友在紐約的圖書館查到白修德的報道，又購得白修德回憶錄《探索歷史──一個人的歷程》，請兄長譯成中文﹔到湖北省圖書館查《大公報》，發現報道原件殘缺不全，就設法與張高峰之子及王芸生之子取得聯系﹔在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購得《前鋒報》膠片光盤，花費大量時間查找、抄寫，收集了約百篇鮮為人知的社評。
宋致新說，從1942年7月災情初呈到次年5月新麥登場，《前鋒報》的約百篇社評始終跟蹤，從呼吁政府未雨綢繆，到不斷提出救災建議，如建議及時種植菜蔬、植樹造林等，都對災情緩解起到一定作用。
言談中，她對這張報紙的敬意分外明顯，稱之為“一九四二的最后觀察站”。
【八】
1943年5月，新麥登場。
“河南災民自救，是他們得救的主要原因。其次，蔣介石政府在災荒已進入倒計時狀態的時候，終於開始下力氣賑災。”宋致新告訴記者，災民在1942年逃生之前仍不忘土地，不忘播種春麥，幸得次年風調雨順。
白修德在回憶錄裡寫了這樣一段話：“在災區，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我算出的龐大死亡人數，而是當我們黃昏騎馬前行時映入眼帘的一幕。兩個人躺在地上哭泣，這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他們相擁在一起，以自己的身體來溫暖對方。我知道他們將會死去。但我看到了一種人間的愛。”
這是人類在災難中的精神。
這也是“真實一九四二”的一部分。
在宋致新眼中，她所做的鉤沉，以及當年這少數幾位記者、幾個媒體的勇敢作為，都是為了“真相”二字。
“就像失事飛機的黑匣子。”她說。
本報記者 林環 實習生尹麗艷 景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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