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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自1949年至今的中國當代文學，就其表現重大歷史事件——內戰，尤其是“抗戰”主題而言，大體呈現為三種視角。
1958年間涌現的一大批“革命歷史小說”，是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后對奪取政權過程的描寫，是革命者寫歷史，小說視角屬於不折不扣的無產階級革命視角、“紅色”視角。我們可以將這種視角稱作中國當代文學的“第一視角”。
用“第一視角”寫就的作品意在描寫當年革命的豐功偉績。《保衛延安》描寫1947年延安保衛戰﹔《紅日》描寫同一場革命的山東戰場戰斗進程。
持這種視角寫作，必然將當年中國社會舞台上的另一政治力量視為對立面，當作革命對象。《紅旗譜》中的地主階級以及國民黨當局，《紅日》中國民黨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驕橫狂妄、色厲內荏的反面形象，都是這種視角觀照下的必然產物。
以“第一視角”創作的“革命歷史小說”把國內革命斗爭同民族解放戰爭都視為一體化的階級斗爭的歷史過程，描寫抗日戰爭題材時也聚焦於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戰。《野火春風斗古城》的主干情節，就是共產黨人楊曉冬利用國民黨軍隊內部矛盾，策反關敬陶率部起義，通過同內部敵人的斗爭，加強了抗戰的力量﹔《青春之歌》中林道靜走上革命的歷程，就是從”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進而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的過程。
1988年前后興起的“新抗戰文學”超越了單一的階級論，表現中國人民同仇敵愾，一致抗戰的民族精神。葉兆言的《追月樓》描寫地主丁老先生在日軍攻入南京后，不躲進租界而蟄居追月樓，並且立下遺囑，生不願與暴日共戴天，死亦不願與倭寇照面，而葬在追月樓下。周梅森的《軍歌》、《國殤》以新的視角從整體意義上描寫了國民黨官兵在抗戰中的表現。田軍利、費林軍的電影文學《血戰台兒庄》，鄧賢的報告文學《大國之魂》，客觀地描寫並肯定了國民黨在抗戰中的作用和貢獻，熱情地謳歌了國民黨中的愛國將領，抗日官兵。“新抗戰文學”體現著中國文學的“第二視角”。
莫言的《紅高粱》(1986年)塑造了不同於用上述兩種視角所創造的英雄。小說中的余佔鰲是“草莽英雄”，高密東北鄉型英雄。與以冷支隊長為代表的自封的英雄相對照，余佔鰲式的“民間英雄”得以確認：
冷支隊長冷冷一笑，說：“佔鰲兄，兄弟也是為你好，王旅長也是為你好，隻要你把杆子拉過來，給你個營長干。槍餉由王旅長發給，強似你當土匪。”
“誰是土匪？誰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國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3個日本崗哨，得了3支大蓋子槍。冷支隊不是土匪，殺了幾個鬼子？鬼子毛也沒拔下一根。”
《紅高粱》的正面情節就是余司令率領隊伍打這場伏擊戰，以慘重的代價消滅了來犯的日本侵略者。
1985年前后，日本不少政要總是翻當年侵華戰爭的案，美化當年軍國主義侵略。198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40年之際，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及其閣僚以政府公職人員身份參拜靖國神社，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可以說，《紅高粱》以及同時的“新抗戰文學”和此背景所激起的民族主義情緒有直接關系。但《紅高粱》顯然超越了以往的敘述視角。民族災難降臨，余佔鰲、戴鳳蓮身上的野性和原始生命力升華為一種現代民族精神，他們本人也成為民間的抗日英雄。這種新的英雄形象的出現，構筑了當代中國文學的新視角。這種視角的更完整的文化內涵的解釋體現在小說《白鹿原》中。
陳忠實的《白鹿原》主要描寫了中國現代歷史上兩大政治力量以白鹿原這一陝北農村為舞台展開的矛盾和斗爭。小說中有無產階級革命人物鹿兆鵬、白靈等，也有國民黨系列的人物白孝文、鹿兆海等。《白鹿原》沒採用鹿兆鵬視角，也沒採用白孝文視角書寫中國現代歷史進程，而是以朱先生、白嘉軒所代表的儒家文化視角，描寫波詭雲譎的歷史動蕩和變遷。
朱先生廁身白鹿書院，洞察世事民情，表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執著的社會責任感，這是儒家人文精神的首要品格。作為中國傳統的“士”，朱先生不願俯就於某個政治力量。他主張用倫理方式調節而不主張用武力斗爭——包括武裝斗爭方式改變現實。他認為，是階級斗爭學說的涌入推動了無休止的兄弟相煎、血腥殘殺，他超然地說“白鹿原成了鏖子了”，他認為在打打殺殺的歷史悲劇背后，是文化失范、道德失范導致的非程式化的權力爭斗。他和白鹿村人將這樣的現實稱作“亂世”，表現了儒家重和諧、王道，反對戰爭、霸道的人文精神。
朱先生遵循《中庸》所載儒家“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的思想，希冀在“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尋找共同點，認為“一家主張‘天下為公’，一家昌揚‘天下為共’，合起來不就是‘天下為公共’嗎？”可用以促使對立雙方避免極端，協調合作。事實証明，這也只是他的一廂情願。
但是，儒家的民本思想盡管存在自己的局限性，在民族危亡的時刻，還是很直接地通向了現代的民族國家觀念。
朱先生在中國即將整個淪陷之際，怨憤以至蔑視中國的軍人，無法理解如此泱泱大國怎麼打不過“彈丸之地的倭寇”，鄙夷中國“倭寇都殺到窩口了，還在窩裡咬”。他頌揚開赴抗日前線的中國軍人為“白鹿精魂”。他冷下臉來向鹿兆海索要親手打死的倭寇的一撮毛發。以朱先生為首的八位關中大儒棄筆從戎，要親赴抗日前線。這位終生為中華民族培養“白鹿精魂”的人，原來自己才是“白鹿精魂”。
《白鹿原》所體現的創作視角，與《紅高粱》一樣同為“第三視角”，並進行了更加幽深的文化探照。《紅高粱》塑造了具有獨特文化價值的民間英雄，《白鹿原》直接塑造了繼承傳統文化精神的現代儒家。這一視角既容易銜接中國傳統人文精神，又利於承載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為中國文學的精神擴張和吸納提供了重要的動力。“第三視角”由於濃烈的文化意識，容易擺脫臉譜化的機械解析，而在文化的本體上，審視人的命運變化，觀照人性的扑朔迷離，為文學的新創造提供了巨大的書寫空間。
(來源:中國文化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