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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北京的雪可以沒過鞋幫,踩下去,一個窩。
東黃城根的一所院落裡,雪壓著枯樹枝,格子窗透出光,靜靜的。房子的角落裡,郭宏安系一條格子圍巾,與旁邊的鄭克魯聊著天,不時有人過去打招呼。
現場來看,不難看出,兩位先生是當天的主角,2012年傅雷翻譯出版獎的頒獎儀式,規模不大,地點卻極有特色:中法大學的原址。上世紀初,這裡培養了不少留法的學生。
傅雷翻譯出版獎的體量不大,是法國駐華大使館的一個項目,首次頒發是在2009年,目的是獎勵中國大陸年度譯自法語的最佳中文譯作。每年評委會將評選出文學類與人文社科類作品各一部。評委會由12位評委組成,中法評委各佔一半,均為中法雙語專家。獎金總額為8000歐元,由譯者和出版人共同分享。
郭宏安和鄭克魯是翻譯界的“老人”,加繆的《局外人》,郭宏安的本子是經典,上世紀80年代就已經流行。鄭克魯則譯過《茶花女》、《悲慘世界》等經典名著。所以,此次二人最后拿下這個獎,大家並不意外。
用評委會主席、北京大學教授董強的話說,如果今年不頒給兩位,似乎有些說不過去,因為二位在翻譯界的地位,今年的獎項頒發更像是終身成就獎。
此次參評的《加繆文集》3卷,既有之前翻譯過的《局外人》、《西緒福斯神話》,又有《反與正》、《婚禮集》、《夏天集》等新譯的作品。跟之前翻譯加繆的小說不同,這次郭宏安的重點是放在了非虛構作品上。“加繆的政論、政治觀點很明顯,小說中激蕩著人文主義關懷,而散文剛好介於兩者之間,將二者又很好地結合起來。”郭宏安說因為自己沒有翻譯過加繆的政論,從散文開始翻,是對加繆政論觀點的一個觀察體驗,再翻譯政論的時候會更自如。
翻譯也是讓譯者再認識再體驗作者的過程,不單郭宏安有這種感覺,鄭克魯也是。
譯文出版社起初請鄭克魯翻譯的是一本杜拉斯早期的小說,“我拒絕了,因為我覺得杜拉斯隻有《情人》是好作品,其他小說就差了,我不願意花工夫去翻譯。”后來,這個編輯又來找他,問他譯不譯《第二性》。他答應了,“盡管這本著作難譯,篇幅又長,但是我願意嘗試一下。”
“以前覺得波伏娃的小說不錯,但現在覺得她最好的就是這本書《第二性》。”后來鄭克魯在寫《法國文學史》時,就把《第二性》置於她的小說創作之上。
翻譯《第二性》時,鄭克魯還做了一個區分,即把波伏娃之前的運動稱為女權主義,在她之后的運動稱為女性主義。“因為《第二性》論及的問題大大超出了女權主義的范圍,涉及到女人的諸多方面。所謂女權,主要指的是女人的政治權利,如選舉權,整個19世紀女權運動一直在爭取選舉權和女人的地位,所以稱為女權主義運動是確切的。而在波伏娃之后,范圍擴大了,什麼是女人,女人的一生經歷怎樣的各個階段,她們會遇到哪些問題,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女人的懷孕和生育、妓女問題等,不一而足,用女性主義來界定就比較合適。”他這樣解釋。
《第二性》這本書鄭克魯翻譯了兩年。即使這樣大家也不能避免翻譯稿酬低廉命運。“1000字60元或70元錢。這是翻譯圈的明碼標價。出版社給多少錢就拿多少。”郭宏安說,在翻譯圈子裡,絕大多數人做下去憑的是對這個行業的熱愛。
今年入圍參選的《滇越鐵路》譯者許濤告訴記者,這本書耗時一年多,最后拿到的稿酬就9000多元錢。去年獲得傅雷翻譯獎的《啟蒙運動中的法國》的譯者也曾經告訴記者,因為這本書太難翻譯,幾經流轉。現行高校評價體系,使得年輕老師不願意進入翻譯這個行當,而是忙著寫論文,評職稱。
在出版社來看,由於市場的原因,“在新作推廣方面,尋找譯者是個問題。”上海譯文出版社的一名編輯告訴記者。
明年,為了鼓勵新人,傅雷翻譯出版獎將會設置一個“新人獎”單元,用於鼓勵那些第一次參與翻譯的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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