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淪為豪華會所的名人故居 專家：法規淪為一紙空文【2】

專家分析：

文物保護處罰標准力度不夠 法規淪為一紙空文

經費不足當借口，文保單位盲目向經濟利益靠攏

“毫無疑問，這些行為都是違法的，我國關於文物保護的法律條例很清晰，無法可依的情況並不多見。”復旦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杜濤說。據介紹，國有文物的商業改造、營業要經過嚴格的審批流程。國家文物局2011年發布的《國有文物保護單位經營性活動管理規定（試行）》， 就詳細羅列了國有文物保護單位開展經營性活動的禁忌。

“文物保護單位出現經營性會所，應該由文物主管部門執法，檢查其是否危害文物安全、是否依法依規使用、是否履行法定手續。查明事實，該亮黃牌亮黃牌，該亮紅牌亮紅牌，給公眾一個交代。”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王利華坦言，之所以違規開發頻現，關鍵在於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讓法規淪為一紙空文。

資金匱乏，曾被很多文保單位視為經營性利用的理由。“我國對於文物保護的專項資金，隻指向國家級和省級的文物，低級別的是不享有國家專項資金幫扶的。”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所長賀雲翱說，“這些文物的保護工作，隻能向商業銀行、商業機構申請援助，也就難逃商業利用的命運。”

不過，著名文物保護專家謝辰生卻認為，經費不足只是借口，盲目向經濟利益靠攏，讓很多文保單位肆意跨過文物保護的“紅線”。

商業社會中，文物是一種緊缺資源，其利潤空間非常大。在城市化建設進程中，文保在強大市場力量的擠壓下，儼然變成一塊唐僧肉。陝西省文物局副巡視員周魁英表示，有些地方對於文物保護利用在理解上有偏差，過度強調文物利用的經濟利益，在履行程序上沒有嚴格按照法律法規辦事，“基層文保單位又是相對弱勢部門，在各地普遍強調經濟發展的前提下，造成拿文物保護做幌子，行謀求經濟利益之實。”

“這一切的根源，是從上至下都存在觀念問題。”謝辰生毫不諱言當前文物保護的錯誤傾向，“比如將文物價值市場化，用商品經濟的理論來判斷文物的價值、用市場效應來確定文物利用的取向，甚至將文物工作產業化，以期獲得最高的經濟效益，這都是與文物保護工作的本質相違背的。”

謝辰生坦言，一些地方領導在認識上存在誤區，在決策上存在錯誤，以管理權和經營權分離為理由，由旅游公司兼並文物單位，進行所謂的“強強聯合、捆綁上市”，試圖實行文物管理市場化。“文物工作是一項政策性、專業性很強的工作，不是任何部門、任何人都可以掌握好這個‘度’的，哪些文物可以開發、如何開發等，都要有明確的界限和專業的考量。”

行政管理體制的痼疾，所衍生出的產權不明，也在無形中模糊文物保護與利用的邊界。王利華分析說，我國《文物保護法》規定，文物歸國家所有，由於歷史原因，不少文物的使用權不同，有集體所有，有個人所有。《國家文物保護法》規定的“誰使用、誰管理、誰受益、誰維修”，但國有文物的使用人經濟條件不同，保護文物的意識也不同，很難及時監管是否有隨意改造文物結構、改變文物用途的事情發生。

而在問責方面，也存在界定不清、違規代價小等問題。“比如說，‘破壞文物’就是一個不好定義的概念，到底怎樣才是破壞、達到怎樣的度，很難判斷，也給法律的執行帶來一定困難。”杜濤說，“某些個人或單位將文保單位進行私有化，甚至出現官商勾結的行徑，有時可能連被告都找不到。”還有專家直言，相對於商業項目帶來的豐厚利潤而言，目前的文物保護處罰標准，顯然力度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