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虎作品《老炮兒》海報。

從2015年底的《老炮兒》開始，導演管虎越來越受到公眾的關注。作為中國第六代導演代表人物，今年他又受邀擔任即將舉行的第二屆德國中國電影節評委會主席。日前，他在北京的工作室接受了中新網(微信公眾號：cns2012)記者的專訪，講述對於當下中國電影和中國電影市場的看法。

憤怒

管虎依舊不缺少憤怒。雖然他自認已“長大成熟”，也曾坦言“丟掉了很多原來的品質，比如比以前在乎錢，也不太像以前那樣對朋友‘拋頭顱洒熱血’”。但至少在電影圈裡，似乎總有什麼能帶動起他的情緒。

剛剛結束一場視頻採訪的管虎這樣向中新網記者回憶“前幾年”的自己。“我們電影學院的畢業生是專業的，可這幫說相聲的、唱歌的，這啊那的都來當導演，拍了戲還賣了錢。”

他毫不諱言，“其實前幾年我是有點‘酸’。但是慢慢地人長大成熟，后來我發現這都是特別正常的現象。人家也有很好的、我們不具備的天分。就像如果我有天分也可能拍個話劇，說個相聲，寫個歌詞，這很正常。”

脫離了鏡頭的束縛，他逐漸放鬆下來，一邊抽著雪茄，一邊用帶著明顯京腔的普通話回答著記者的問題，頗有些電影《老炮兒》裡“六爺”的神韻。

這幾年，管虎“比以前寬容了”。他的妻子、演員梁靜曾對媒體直言這樣的變化。管虎自己也曾在接受採訪時承認這一點。他覺得自己是在當父親之后“心變柔軟了”，“曾經看不慣的人，做不了的事我都可以容忍了”。

但事實上，就像他的電影《老炮兒》中的“六爺”一樣，管虎仍然保有自己的“道義底線”。

“目前對電影本體的尊重不夠。”對比十年前電影導演的榮譽感、成就感，管虎覺得，現在有些人“就是做一活兒，弄倆錢兒，賣了得了”。“有個別人說電影感不重要，只是為了能掙錢。還有人說電影導演根本不需要那麼專業，誰都可以做。這個是我比較憤怒的。”他說。

資料圖：導演管虎攜妻梁靜亮相某電影展。中新社記者 羅雲鵬 攝

規矩

“無論你是干嘛的，是職業的、學院的，還是業余的，你都得對它(指電影)有敬畏。”在管虎看來，目前這種對電影敬畏的缺失就是自己憤怒的原因，而這種敬畏恰恰應該是電影行業內的規矩。

願意“說個理兒”是很多觀眾對“六爺”的評價。管虎也願意。

“你要依靠它掙錢活命，你要把它作為你說話的平台，你就得尊敬它。從任何角度看都應該是這樣的。祖師爺賞給你了。那你僅僅利用這個東西賺取自身的私欲，不對社會負責，然后你還不尊重這個本體。這就影響很多人，會向年輕人一代蔓延。這對電影的傷害是巨大的。”

“尊重、尊敬，在任何行業都是必須的。”他說。

雖然對業內風氣影響年輕一代電影從業者有這樣那樣的擔憂，但管虎仍然抱有希望，同時也有自己獨到的看法。

“現在的年輕從業者肯定更多的是充滿熱情。我接觸了很多，很有才華、也有熱情，愛這個。”但他同時認為，僅僅有才華和熱愛是不足夠的。

“你不是一個人在家畫畫，你要面對一百多人，甚至幾百人、更多人生產作品，你要經歷很多困難，那種解決不了的困難。你完成不了你想要達到的目標的時候怎麼辦？要歷練這個能力。對年輕人來說，隻打著‘年輕’倆字兒是不足夠的。”

“我覺得電影行業不會后繼乏人，是后繼人太多了。我看了不少年輕人的劇本，各種類型全有，挺棒的。隻要你能潛心專注做一件事。你別弄一編劇一聊，7、8件事在手裡同時進行著，那肯定哪個都不會做好，專注做一件事特別重要。”他告訴記者。

資料圖：管虎。中新網記者 吉曉東 攝

責任

在電影上，管虎確實做到了“專注”。從1992年他的處女作《頭發亂了》算起，20多年間不過十幾部電影。相對於低產量的是電影的高質量。《老炮兒》之前，《頭發亂了》、《上車，走吧》、《西施眼》、《斗牛》、《殺生》等都曾獲國內外大獎。

他曾公開表示，對於自己來說，“電影是很至高無上的”。而這種對待電影藝術的神聖感來自於“責任”。

“你在營造一個世界，就要通過自己的責任感去為大家伙說話。”他認為，電影帶來的是社會效益。“你有這種話語權的時候就有這個責任。而不是說它賣了一個什麼價錢。它是一種文化傳承。”

基於這種看法，管虎稱《我不是潘金蓮》是非常好的電影，即使這部影片並沒有獲得令人滿意的票房，對其評價也參差不齊。

“馮小剛導演剪輯時我就跟著看了。我非常喜歡，這有種《清明上河圖》似的東西在裡面。他在關懷生活在芸芸眾生當中的人。”

管虎還告訴記者，自己曾聽到了馮小剛和劉震雲的聊天。“我認為他是在對民族心理、對民族性做一種探討。我也希望我后續能做到。”

而對於《我不是潘金蓮》的票房，管虎說，這種戲壓根“就不是特別能掙錢”。

“它溫著、含著的，不是很多觀眾都能瘋狂去看的東西。我覺得，4、5億的票房已經很好了。小剛導演拍這戲第一天就知道‘板兒折’，肯定賠。干不干？還是干了。”

2016年是中國電影市場十年來增速最緩慢的一年。管虎卻說“這是好事”。“明年票房增速最好再降，那種‘井噴’不正常。過去幾年，挖煤的、開礦的，為了一本萬利、能賺大錢全來投資，現在都走了，覺得錢沒那麼好賺，不是隨便一弄，啪就十億票房，他開始尊重內容，尊重創作者，觀眾也開始挑剔”這都是“好事兒”。

如其所言，管虎一直不簡單地看待電影票房。他對電影有很個人化的評判標准。“電影首先就是要打動你，給你心裡摸一下。它是不是創作者真心流出來的，這個我能感覺到，觀眾也能。這是最最重要的。”

資料圖：導演管虎(右)、馮小剛(左)。中新社記者 陳小願 攝

野心

如果說管虎有哪點和“六爺”不一樣，那就是他在電影上一直都有“野心”。

2016年初，管虎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談及《老炮兒》。他說：“我的小野心是給中國電影史留下幾個人物。因為我們的電影大多數都老談故事，故事之后就是IP，然后就是賺錢，但是這幾年想不到留下什麼人物。”

2017年，他要制作一部以抗戰時期淞滬戰役為大背景的影片。而他給這部電影定下的期望是“哪怕賠錢也要做一個大體量的、在中國電影史上能留下的一部戰爭類型片”。

“這是我們民族真實經歷的事情，我覺得我們民族有非常閃光的東西，在絕境當中會被逼出來。現在搭景搭了一年，真磚實瓦400畝地，搭上海的租界、戰區，現在基本景快搭完了。今年能開始制作。”

同時，對於2016年另一部極具爭議的電影《長城》，管虎也在採訪中給出自己的評價。“我覺得《長城》挺不容易的。不應該上來就一頓罵人家。它已經達到了好萊塢某種工業水准要求了。而且畢竟張藝謀還是輸出了一定的中國元素的。”

“這種級別的導演，開創了這麼一個頭，好事兒，我覺得算是非常有益的嘗試。讓一大堆黃頭發、藍眼睛的人(指好萊塢團隊)，讓從來不了解、只是聽說，讓他們實實在在看到了中國這些事，這不是好事嗎？把眼光放長遠一點看，這對未來是有好處的。”他說。

不過在他看來，《長城》仍是“在美國類型片中加入中國元素”，還“沒達到中國基因”。“我們想探討出一種商業上的類型感的中國基因電影。這個挺少的，偶爾能成功一個，還沒形成規模。”

對於這種“中國基因”的電影，管虎只是說：“得有人引領，要去試，但如果張藝謀試一下都給罵回去了，就怕試的人會更少，但必須要去試才能打開更多的可能。”(宋宇晟)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