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將到來的新年賀歲檔的白熾化競爭當中，一部以“打工詩人”為主題的紀錄片電影《我的詩篇》似乎已經可以預見它被淹沒的命運。無論是“打工者”“詩歌”，還是“紀錄片”，這些關鍵詞在商業化的電影市場裡，都代表了冷門和邊緣。盡管《我的詩篇》的片方在發行方面竭盡全力，在全國200多座城市以眾籌的方式放映了1000場，並最終在1月13日走進院線和普通觀眾見面，但0.1%的排片率，寥寥的話題度，仍然表明市場不可逆的現狀。

　　這不是《我的詩篇》團隊第一次對於獲取更大關注度的努力。2015年5月23日，同名的工人詩歌朗誦會在天津大劇院的小劇場上演，還是那些打工者詩人們，爆破工陳年喜、煉鋼廠工人田力、鐵路工人魏國鬆、農閑時的鍋爐工白慶國……彼時，劇場裡空蕩蕩隻坐了三分之一的觀眾，其中大部分是媒體記者。

　　細讀這些詩歌，驚艷感十足。其中展現出來的機器世界的堅硬、冰冷、轟鳴，幽閉空間裡的苦悶酸楚，流水線上的重復、單調、枯燥，以及個人的渺小、面目模糊，都充滿著詩意。比如已故詩人許立志的那首《流水線上的兵馬俑》，“……這些不分晝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靜電衣/靜電帽/靜電鞋/靜電手套/靜電環/整裝待發/靜候軍令/隻一響鈴功夫/悉數回到秦朝”，幾乎可以引起當代都市每個普通工作者的共鳴。

　　詩雖好，但圍繞這些詩篇所做的宣傳努力卻總是難見成效。在由影片《我的詩篇》所引發的討論當中，有的關注當代詩歌的創作與審美現狀，有的聚焦農民工的生存狀態，有的議論藝術電影的發展路徑，話題的游移，使得本就稀缺的注意力被再度稀釋。

　　在與電影配套的詩集《我的詩篇：當代工人詩典》中，有著這樣的介紹：工人詩歌具有為勞動者立言的意義、歷史証詞的價值、啟蒙的意義和文學價值。當一首首“我的詩篇”匯總成編，整體既構成一部以工人視角書寫的關於當代中國轉型的社會史詩，同時亦可視為中國工人的生活史詩與精神史詩。

　　實際上，這一系列宏大敘事的詞語，恐怕既不是“詩歌”可以承載的，甚至也不是“工人”可以承載的。詩歌不是一個簡單的文化符號。在它被整體打包拿來作為現象討論之前，它首先是作者與自己命運際會和對話的方式。它也不會因為“打工者”身份的加持，拔高升華或者異化。在人們對《我的詩篇》進行陌生化審美，嘖嘖稱奇、試圖換來更大關注度的同時，它離那些在繁重勞作間隙仍然保有一點詩意的打工詩人們的內心，反而越來越遠了。

　　或許《我的詩篇》這類電影以及《我的詩篇：當代工人詩典》這種詩集，本就不該在賀歲檔這般熱鬧喧囂的市場中去尋找安身之所。這些普通人心中的話語，叩打著每一個普通人的心靈，但對詩的由衷應和卻並非人人可及。傅雷說：“隻有真正純潔的心靈才能保証藝術的純潔。”希望在所有的熱鬧之后，更多的人有時間和心情去讀詩。（曹華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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