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古詩文中的端午

　　五月五，過端午。

　　端午節是中國傳統的重要節日。每月有三個五日：五、十五、二十五，端為開始之意，每月之五日皆可稱端五，而農歷五月又稱“午月”，故五月端五又作“端午”，一般以為這就是“端午”名稱的由來，各地、各代習俗有差異，導致端午節又有多種不同稱呼，如端陽、重午、重五等等。

　　農歷的五月初五，已是仲夏，中國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氣溫逐漸升高，毒虫、疾病開始活躍。遠在上古之時，先民就開始意識到這個時段對於生活質量的重要性，並開始有意識採取各種措施、舉行各種活動，驅毒避邪，祈求健康、豐收。大約在漢晉之際，過端午已經成為普遍的風氣，到了唐、宋兩朝，各種活動內容儀式完全定型，端午成為朝野同歡的國家節慶。

　　中國地域遼闊，各地習俗、物產多樣，早期端午活動多就地取材，各有特色。如有的以藥草沐浴，來驅趕虫豸、除垢保健，這應該是比較普遍的做法。屈原《九歌·雲中君》就已經有“浴蘭湯兮沐芳，華採衣兮若英”這樣以藥草煮湯沐浴的描寫，漢朝戴德《大戴禮記·夏小正》也提及五月煮梅，“午日以蘭湯沐浴”。南朝梁人宗懍所著《荊楚歲時記》已經有了沐蘭節的記載：“五月五日，謂之浴蘭節。”

　　有的採藥草，並服用、佩戴，如艾草、菖蒲等，這是在暑氣漸生之時用以辟邪保健。《荊楚歲時記》記五月五日這一天的習俗說：“四民並蹋百草之戲，採艾以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以菖蒲或鏤或屑，以泛酒。”而在下邊所作注釋，則透露了這些習俗的形成，都是為了抵御即將到來的病毒侵害：“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雞未鳴時採艾，見似人處攬而取之，用灸有驗。《師曠佔》曰：‘歲多病，則病草先生。’艾是也。今人以艾為虎形，或剪彩為小虎，粘艾葉以戴之。”

　　還有以絲繩等鮮艷之物系在頭、臂，辟邪趨吉。東漢應劭《風俗通義》載：“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系臂，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名辟兵繒，一名五色縷，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向往健康平安的心理，此時表現得就更明顯了。這一習俗經過發展，后來成為女性的節日——女兒節。明朝沈榜《宛署雜記》：“五月女兒節，系端午索，戴艾葉、五毒靈符。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飾小閨女，盡態極妍。出嫁女亦各歸寧，因呼為女兒節。”

　　當然，影響最大的、最流行的，當屬做粽子和龍舟競渡。這兩種習俗因為有了名人故事的加入而具備了更深厚的人文底蘊，后來也就更深入人心。

　　晉朝周處《風土記》說：“仲夏端午，烹鶩角黍。”角黍即是后來的粽子。后魏農學家賈思勰《齊民要術》保存了周處《風土記》所載的粽子做法：“俗先以二節日（五月五、夏至），用菰葉裹黍米，以淳濃灰汁煮之，令爛熟，於五月五日、夏至啖之。黏黍，一名糉，一名角黍，蓋取陰陽尚相裹、未分散之時象也。”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的文字，說明那時候粽子已經和屈原投江聯系起來了：“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稱三閭大夫，曰：‘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以楝葉塞筒，五彩線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言。故世人五月五日作粽，並五彩線及楝葉，皆汨羅遺風也。”

　　至於賽龍舟，其初衷大約也是借助這種群體活動，一來舒展四肢、強健體魄、以避病害，二來也有強化群體協作、增強群體凝聚力之意。龍舟競渡源於江南，也以江南為最盛，后人多以紀念春秋時的伍子胥、戰國時的屈原、東漢時投江救父的孝女曹娥作為人文來源，其中以紀念屈原最為人所知。唐魏征《隋書·地理志》談及荊州，說：“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棹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競渡之戲。其迅楫齊馳，棹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郡率然，而南郡、襄陽尤甚。二郡又有牽鉤之戲，雲從講武所出，楚將伐吳，以為教戰，流遷不改，習以相傳。鉤初發動，皆有鼓節，群噪歌謠，振驚遠近，俗雲以此厭勝，用致豐穰。其事亦傳於他郡。梁簡文之臨雍部，發教禁之，由是頗息。”

　　北方不便競舟，有時候也可“走馬”，可見大家還是都得端午習俗之精髓的，明人劉侗、於奕正《帝京景物略》記載：“五日之午前，群入天壇，曰避毒也。過午出，走馬壇之牆下。無江城系絲投角黍俗，而亦為角黍，無競渡俗，亦競游耍。”

　　唐宋之時，因處於長期的太平盛世，兼之統治者的提倡，五月端午節慶達到高峰，端午與中秋、春節一起成為全民的狂歡，其盛況不唯見諸文籍，更為詩詞吟詠所青睞。

　　在競渡的發源地、也是競渡水平最高的湘沅一帶，劉禹錫的《競渡曲》留下了競渡過程的生動記錄：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彩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檝從此起。揚枹擊節雷闐闐。亂流齊進聲轟然。蛟龍得雨鬐鬛動，螮蝀飲河形影聯。刺史臨流褰翠幃，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鳴余勇爭鼓舞，未至銜枚顏色沮。百勝本自有前期，一飛由來無定所。風俗如狂重此時，縱觀雲委江之湄。彩旗夾岸照鮫室，羅襪陵波呈水嬉。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

　　作者特意在題下自注：“競渡始於武陵。及今舉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雲：‘何在？’斯招屈之意。”

　　可見彼時競渡，官民同慶，人人若狂。

　　在宋代，冷靜儒雅的詞人墨客更多地開始享受端午習俗帶給人的那種心靈的寧靜，以及因此而生的對於美好未來的執著，蘇軾《少年游·端午贈黃守徐君猷》寫道：　　

　　銀塘朱檻麹塵波。圓綠卷新荷。蘭條薦浴，菖花釀酒，天氣尚清和。

　　好將沈醉酬佳節，十分酒、一分歌。獄草煙深，訟庭人悄，無吝宴游過。

　　詞人所享受的，更多的是喧囂春天沉澱后的寧靜。

　　當然，此時的端午也並非完全儒雅化，龍舟競渡的活動，依舊充滿了尚武之氣，黃裳的《減字木蘭花·競渡》：

　　紅旗高舉，飛出深深楊柳渚。鼓擊春雷，直破煙波遠遠回。

　　歡聲震地，驚退萬人爭戰氣。金碧樓西，銜得錦標第一歸。

　　端午的精神，依舊在保持著多樣化。

　　如今，端午習俗已經伴隨著中國的歷史持續了兩千余年，國人對於平安、健康、吉祥的向往，對於忠臣、孝子美好品格的推崇，也逐漸融入端午節的各種活動，端午儀式與精神血肉相溶，代代相傳，化為中華文化不變的基因。而移居海外的華人，端午習俗的保持，也成為昭示其文化身份的重要特征。

　　2006年5月，端午作為中國傳統節日被列入第一批國家文化遺產名錄，2009年9月，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則隨著中華文化的復興，端午當會繼續彰顯其強大的生命力，一如這平淡的歌謠，綿綿不絕。（董希平 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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