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篇演講視頻在朋友圈刷了屏：《在單身的黃金時代，我們如何面對愛情》。演講者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梁永安副教授，他一開場甩出的六個問題，個個戳中當代青年心肺，立馬成了網上熱鬧的論辯話題：

“未來愛情會面臨的六大難關：我們敢不敢和A女比翼齊飛？能不能克服愛情中的肌無力？還相不相信一見鐘情？你會不會殺死回家的浪子？墮落是不是一種生活方式？能不能生活到別處？”他用真實而單純的語言，去描述現代社會最為復雜且多樣化的愛情認定——

“愛情最根本的，是打開一個新的世界……”

梁永安演講截圖

稍稍做了些功課，發現梁永安專攻比較文學和現當代文學，著作、譯作不少，且在復旦學生中人氣相當高，被稱為“復旦中文系的智慧”。對他，學生的評價是，“孩子般的純潔、干淨，機智、博愛、謙遜，尊嚴而不顯疏離，深刻卻不犀利，抱著深切的關懷，洞察著現實與人的深刻本質”。一位新生上完他的課給師兄發短信，“過於激動，復旦滿足並且超出了我對大學的所有期待”，梁教授開的“當代中國小說選讀”，場面向來極震撼，提早半小時到場都沒有空位，后排黑壓壓站了一片，然后是“一個半小時的思想沖擊”，“梁師魅力無敵”。

一個年逾花甲的文學教授，何以會對青年最關切的問題情有獨鐘？一位50后大叔，何以總能戳中90后小屁孩的痛點？

這顯然是一位不僅僅囿於書齋的有趣學者。於是，在上海最熱的那天，我帶著筆記本坐到了梁教授對面。梁永安教授問一答十，其神情、思想以及交談方式，自帶樂觀的光芒。兩小時談下來，深知學生之嘆不虛，而筆者所能擷錄者，十不及一。

“我太盼望有個文學人生”

人物工作室：能說說您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嗎？您是怎樣與文學結緣的？

梁永安：小時候，我在軍隊院校裡長大，看書條件不錯。讀了很多紅色經典，蘇聯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母親》、《鐵流》，中國的《紅日》、《紅岩》、《紅旗譜》。那個時代的文學，貫穿著一種紅色美學，核心部分和革命、階級、國家民族這些關鍵詞相聯。當時也能閱讀到一些西方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狄更斯、巴爾扎克、左拉、托爾斯泰等，它們則從個體價值、人道主義出發，構成與革命文學不一樣的精神空間，對我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初中時，我把自己的第一篇作品隨手投給《雲南日報》。沒想到，幾天后校長帶著報社的人找到我，原來人家要審核我的稿子是否抄襲，以准備刊登。從此老師開始覺得我是可以寫東西的。老師不讓學生上課看閑書，卻指著我說，“梁永安例外”，當時非常自豪。

后來，我在雲南高黎貢山做了整整兩年的插隊知青，大長見識。我發現老鄉做飯，有個秘密原料。當地樹上的螞蟻窩很多，老鄉把一窩螞蟻整個割下來，再把螞蟻敲出來，用大紗布裹住使勁擠，螞蟻肚裡酸水就出來了，這就是當地人吃的“醋”。知道真相，我再咽不下這東西了。但后來得知，這種蟻酸營養高，能抗瘴氣、濕毒，防止生病——你看，這就是長期形成的鄉村智慧。我去的是怒江邊的芒合——一個傣族村寨，剛到那天，老鄉們趕了六頭牛來幫我們搬行李。寨子裡大多是文盲。但我們從小到大的政治教育都是向貧下中農學習，所以我們精神上的姿態特別低。我們四個男生住在一戶農家院兒的偏房，茅草頂有洞，一下雨就漏雨，也不覺得苦，拿幾個盆子接一下就行了。我第一次勞動就是割稻，彎著腰，很吃力。然后又去扛稻子，用牛皮繩把稻谷壘高，捆起來，扛到事先平整好的地塊，一層層垛上去。垛子越來越高，需要搭竹梯子，忽悠忽悠往上送……勞動雖然辛苦，但對人的鍛煉很大。

高黎貢山

人物工作室：您是1977年高考恢復后第一批錄取的大學生，為什麼會選擇現當代文學為專業？

梁永安：我是在高音喇叭傳來的全國新聞聯播中，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很興奮。我自信一定能考上，畢竟一直沒斷過讀書的習慣。當時我已經在工廠干了兩年多電工。

我太盼望有個文學人生，就讀了中文系，至於選擇當代文學為專業，說起來也很偶然。本科時我很喜歡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准備考王運熙先生的研究生。但當時是計劃經濟時代，研究生招生也要聽上面的指令。需要文學批評史專業研究生的學校很少，於是我畢業的那一級停招，隻好轉考中國現當代文學了。

復旦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塑造了我們

人物工作室：當時的復旦大學給您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

梁永安：復旦的文化與學術分量非常重。當時，中文系的朱東潤、郭紹虞、張世祿等老先生都在，他們從小受國學熏陶，學養厚重，很有文化氣勢，人又謙虛，真是儒風拂面。有次請北大的王力先生來講課，在第一教學樓三樓的大教室。他坐下第一句話：“你們復旦門檻很高啊，進來很不容易啊！來這裡呢，要特別感謝我的語言學啟蒙老師，就是張世祿先生，看了他的書，我才走上語言研究的道路。”那麼著名的學者卻這麼謙遜，令人高山仰止。“文革”結束不久，老先生的價值一下子都釋放出來，到第一線上課，把終生積累全都拿出來，傾囊相授，給我們這些本科生極大的精神恩惠。

比如朱東潤先生。他那時已經八十歲了，身體還很厚實，說話沉穩大氣。他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去英國留過學，歷經滄桑。我當時在中文系學生會，負責宣傳，有一些活動要請朱先生，他都很熱情。還有郭紹虞先生，學術大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開山人。有一次我到他家，請他給中文系書法展寫題頭，師母說郭先生身體不好，沒力氣。但郭先生說這個事情非常好，一定要寫。我過了四五天去取字，師母說，郭先生握那麼大的筆寫不動，后來在筆尾裝了一個環，用線挂在天花板上，借力才寫出來的。我聽了特別震撼。我去拜訪王運熙先生時，看到他的書房挂著一幅字“飲河軒”，我一看就很敬佩，這取自《庄子》“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意思是自己學問很少，非常謙虛。

外系的一些老先生也讓人印象深刻。像哲學系的嚴北溟，“文革”曾被抓到提籃橋監獄關了好幾年。但他到了監獄也不閑著，教同囚室的小青年古代文學、古代哲學。嚴先生上課不帶講義，肚子裡裝著 2600 多首和禪宗有關的古詩，上課講到哪兒就寫一首，一個字也不會錯。我特別佩服這些老先生，一輩子價值就在求知和治學，人很純正。

有了老先生建立的學統，我們復旦才有“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追求，才有抗拒各種世俗誘惑的“無用”之心。我大約就屬於比較“無用”的人。

梁永安的專著

筆者與梁教授

未來30年，將是人的現代化的30年

人物工作室：您一直從事比較文化研究，這對您看待中國和世界有什麼啟發？

梁永安：我以前深受王元化、施蟄存那一代學者影響，他們覺得中國最重要的任務是原原本本地把西方原典翻譯過來，強調多吸收外來的東西、減少摸索的過程。這固然很重要，但長期以來，一些中國學者有些走偏了，過於重視歐美、尤其是美國。這就帶來一個很大的問題，容易形成“單向思維”。

我們關於“現代”的概念，就囿於美國。為什麼中國的那麼多城市都一個樣？這絕不只是規劃部門的事，也是因為中國人心中所能想象的“城市”，只是倫敦紐約那樣的，想象不出充滿生態文明的那種城市。我對中國的現代化抱有信心，關鍵是如何對待將來的30年？未來30年，我們還有3億農民工要進城。此前2、8億農民工進城，都是在城市工地上搬磚頭、拌沙子，做體力勞動，從經濟學角度看，是被“資源化”了——進城的只是勞動力，鄉土文化、家族文化、傳統文化沒有融進城市，某種意義上是被切掉了。文化是有脈絡的，柬埔寨修一條20公裡的路，都想著要考慮雨蛙遷徙的路線，否則寧願不要效率和高樓大廈，他們重視的是“生命的整體感”。一個文明體系，就像一片山水樹林一樣，有自己的生命力。城市化不能把周邊的文化生態鏈切斷。

人物工作室：您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非常關注，在您看來，中國的下一步發展哪個方面是關鍵點？

梁永安：現代化過程中，中國人的“現代性”發育為什麼會這麼難？這是我常思考的一個問題。我覺得有多種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比如，我們不接受荒誕。現在的世界不是農業社會中“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經驗主義總結，有時候出發點和落點完全不一樣。我們應該意識到，一個變革的時代，不是形式邏輯所能左右的，否則就會陷入巨大的痛苦。世界的邏輯已經充滿了悖論，不像一個農民挖地，隻要不偷懶就能收獲。現在的世界，可以說是一個有無限可能的時代。中國人要能夠接受荒誕。一旦我們能接受荒誕，在這個世界上就真正自由了。

還有，中國人在感受方式上不太接受悲劇。中國社會一直都稱贊成功者，缺乏悲劇意識，不敢接受一個失敗的人。如尼採所言，希臘藝術的繁榮不是源於希臘人內心的和諧，而是源於他們內心的痛苦和沖突。其實，悲劇的意義可能更深刻，可以証明生命的復雜和生存意志。如果我們能夠接受悲劇，再看歷史、看時代，我們的眼光就完全不同了。

2000年，諾貝爾文學院曾經邀請54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位作家，推選“1000年”文學史上最優秀的作品，結果《堂•吉訶德》以絕對優勢榮登榜首，讓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直至卡夫卡等文學大師的鴻篇巨制黯然失色。這個結果乍聽讓人驚詫，仔細想來，很有道理。那個瘦骨嶙峋的游俠騎士，以十分荒誕甚至悲劇的行為，挑戰了人類精神層面的第一大難題：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一個老人，已經沒有多少力量的老人，一輩子讀騎士書，面對世界還敢飛蛾扑火地沖上去。我們身邊有多少人一輩子向往一個東西，但一輩子都不敢付諸行動？我們的時代太需要勇敢的探索者和挑戰者。美國3億人口中大學生超過半數 ，中國有13億7千萬，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僅12%，基本上還是初中生為主體的國家。但我們的青年有近5億，一千個年輕人中有一個敢於挑戰的堂•吉訶德，就不得了。頭雁出來后就會形成陣勢，就會有人跟隨。

面對現代化，中國還需要向前進發30年，這將是“人的建設”的30年，需要特別廣的實驗性。希望中國的青年一代不要過於現實和世俗，要敢於探索、不怕失敗。

“行萬裡路”比“讀萬卷書”更重要

人物工作室：您是不一個不滿足於書齋的人，經常在國內外游走，有的人覺得您“喜歡玩兒”。在您看來，在當代，“讀萬卷書”與“行萬裡路”的關系有什麼新變化嗎？

梁永安：我有一個理念：今天這個時代是一個文明變遷的時代。一個人既然生活在這個時代，就要多去深入歷史現場，行萬裡路比讀萬卷書重要。過去的人把四書五經讀好，再輔以行萬裡路，像顧炎武那樣，就能形成一個非常好的思想體系。今天這個時代完全不同，一方面有全球化的背景，另一方面還有我們國家從鄉村到城市的全面改變。

一個人一定要有時代感，要關注當下處在什麼歷史階段，社會處於什麼精神狀態，所做的事情應該跟這個時代有所呼應。如果想做一個文化健全的人，你就要與社會生活有盡可能多的連接，多到文化變化的現場去，才能看到這個時代的細節。所以我很重視文化人要“走出去”，國內國外都要去。生活的土地是一本更大的書，要傾盡全力去讀。讀的目的是什麼呢？是要把積累的一切生產化，把它寫出來，通過圖文甚至視頻表達出來。

因為有這份心願，這些年，我不大去名山大川，總是到文化變遷比較大的地方去攝影和寫作，新疆、雲南跑了很多次。在日本的三年教學工作中，我跑了很多日本明治維新之后的歷史現場，想理一理日本近代以來的變化過程。今年夏天，我又到當年知青時代去過的村寨，走訪了十多個村落，與傣族、傈僳族、回族、漢族、德昂族鄉民聊天拉家常，說實話，有種很吃驚的感覺，這裡生活水平的提高超乎想象。因此，我打算做一個項目，“多民族農村地區的現代化進程”，從三代人的不同生活看我們四十年來的變遷，從老百姓的生存細微中看時代巨變。

這些年游歷中，我形成了一個觀點：中國四十年以來的變化不能僅僅用“文化變革”來概括，而是一次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文明變遷”。文明變遷包含著多種文化內質，而不是用一種“先進文化”去同化其它文化。這是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大國的特點，而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是當下精神意識中最大的盲區。

人物工作室的話：

訪談之后，忽覺梁教授身上，有三點或是他的魅力之源——赤子之心、博學之士以及“自由而無用的靈魂”。

赤子之心——他仿佛就是一個用最為真摯的眼神打量世界的孩子。在很多文章與演講中，他都提倡“用自身的熱度讓世界更加豐富”、“用一顆真誠的心愛這個世界。”很多學生就是喜歡他孩子般的純潔、干淨。一個作家，常常游走在最冷漠的旁觀和最熱情的參與之間，在過程中，依舊保持著赤子之心，十分可貴。

博學之士——那些站在聽完他幾個小時課程的學生，原以為站著聽課很苦，但是，“他一開口，竟仿佛時間從此不再存在，宇宙就是一個講台，每個人的思維都凝聚於一點”。在兩個小時採訪中，我也領略到他的博學。我個人對於東羅馬帝國較感興趣，教授得知，立即侃侃而談，他對東羅馬的了解十分深入，談及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對文藝復興的重大影響，以及由此引申到伊斯蘭文化對中西方交流的影響，都很有見地。難怪有學生說，“每聽一次梁老師講座，就更加覺得完全無法摸到這個人的深度和廣度”。

自由而無用的靈魂——這是復旦大學的民間校訓。何為“無用”？庄子點破了這層意思：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無為之為，是為大為。梁教授向我們演繹了什麼是“自由而無用”，思想自由，淡泊名利，敢於抒發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小王子》有一句名言：這個世界上漂亮的臉蛋太多，有趣的靈魂太少。如此有著“有趣的靈魂”的梁教授，自然讓學生欲罷不能。（人民日報中央廚房·人物工作室 宮梓銘，本文編輯：楊雪梅 周飛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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