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金生 王嘉寧攝

　　▲在台中糖廠庫房內清點文物,穿馬甲者為梁廷煒。　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前排左起梁嘉生,母親劉玉峨,梁峨生,祖母李書清,后排左起三叔梁匡權,父親梁匡忠,二叔梁匡啟,攝於1947年。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過去38年,幾乎每個工作日的早晨,梁金生的車輪都會緩緩碾過故宮內的石磚。這位名副其實的“老故宮人”,大半輩子都在保管著故宮裡的文物

　　作為曾經的故宮文物“大總管”,他掌管著故宮180多萬件國寶的總賬,要把庫房裡每一件文物與總賬上的記錄核對清楚。這項工作,他做了30多年,到今天仍在不知疲倦地與文物賬本打交道,“希望為后人留下一本清清楚楚的國寶總賬”

　　大雪節氣剛過,早晨的北京,氣溫降到零下5℃,故宮東華門外的筒子河裡,一半的水面結上了冰。

　　年近70的梁金生,騎著他那輛“車齡”14年的破舊自行車,鑽進東華門的門洞,再北行穿過“三座門”,來到一座不顯眼的小院落。

　　過去38年,幾乎每個工作日的早晨,梁金生的車輪都會緩緩碾過故宮內的石磚,到今天也沒有停下來的跡象。

　　這位名副其實的“老故宮人”,“出生在故宮(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長於故宮”,大半輩子都在保管著故宮裡的文物。這似乎是生來注定的,早先從其高祖父開始,算上他自己,梁家已經連續五代人在清宮和故宮博物院供職。

　　這些天,一檔展示國寶背后故事的文化節目突然火了,豆瓣評分高達9.3。梁金生和祖輩三代人,在半個多世紀裡,守護國寶石鼓的故事,在央視《國家寶藏》欄目播出,許多網友看了視頻“感動得落淚”,“很震撼,心情很久不能平復”。

　　第五次文物大清理

　　他掌管著故宮180多萬件國寶的總賬,要把每一件文物與總賬核對清楚。這項工作,他做了30多年,他對每件存在遺留問題的文物、每個對不上的數字,逐一追根溯源,最后竟寫出了一份10萬多字的清理報告

　　梁金生推著自行車,在小院落裡拐了幾個彎,來到角落裡一間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屋裡靠后牆擺了一個書架,塞滿了故宮文物的總賬。桌上一摞線裝冊子,因年代久遠已經泛黃卷邊。

　　2008年,梁金生從故宮博物院文物管理處處長的位子上退休,之后被返聘,回到這間局促的辦公室,繼續翻看著浩如煙海的文物賬冊,在密密麻麻的數字中,找出文物賬中的歷史遺留問題。

　　作為曾經的故宮文物“大總管”,他掌管著故宮180多萬件國寶的總賬,要把庫房裡每一件文物與總賬上的記錄核對清楚。這項工作,他做了30多年,到今天仍在不知疲倦地與文物賬本打交道,“希望為后人留下一本清清楚楚的國寶總賬”。

　　在《國家寶藏》節目裡,“國寶守護人”梁家輝向觀眾介紹說:梁(金生)老師這一輩子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極致,就是清點故宮的180多萬件文物。

　　12月11日上午,梁金生坐在辦公室裡,講到那段經歷時,突然加重了語氣說,“核對太麻煩了!”

　　上世紀90年代,故宮建成了大小百余座地下庫房,原本存於地上的文物開始大批量轉移。2004年,即將退休的梁金生,向院裡提議對故宮文物進行一次大清理。

　　在這之前的半個多世紀裡,沒有人能夠准確說清楚,故宮究竟有多少文物。這些文物歷經多次轉移、分撥和收回,分分合合,存在諸多歷史遺留問題。“以前寫文物號都是手寫,順手把‘5’寫成了‘8’﹔賬上有某件文物,庫房裡沒有﹔庫房裡有,賬上沒有﹔本來是一個銅鏡,被寫到‘其他’類﹔分類賬在庫房,總賬在我這兒,兩個總數經常對不上……”這個文物“大總管”要面對著“千奇百怪、錯綜復雜”的問題。

　　從那年開始,有近200人,穿著“紫禁城”牌的藍大褂,穿梭於一座座庫房之間,把180多萬件文物的卡片、實物、賬目都一一核對清楚。之后,每一個庫房、每一類文物的賬冊都匯集到梁金生那間小屋裡,他再對每一件存在遺留問題的文物、每一個對不上的數字,逐一追根溯源,找到問題出在哪兒。最后竟寫出了一份10萬多字的清理報告。

　　2010年12月,最后的瓷器庫房,完成核對驗收。在7年清理工作慶功會上,62歲的梁金生帶動了全場職工的情緒,會場哭成一片。哭聲中有做完一件大事的喜,又有不甘心的悲。

　　這是故宮博物院歷史上第五次文物大清理。“前四次清理幾乎都是虎頭蛇尾,我這次清理還有太多遺留問題沒解決,報告上提出的意見沒有落實,不能就這樣虎頭蛇尾地草草結束。”之后,故宮又對文物進行了3年的徹底清理。

　　1807558件,故宮文物第一次有了准確的總數。對梁金生來說,這次清理更大的意義在於,解決了大部分歷史上遺留的問題,把諸如《乾隆大藏經》等庫房裡的“非文物藏品”,歸入文物之中,“該修復的修復,該除塵的除塵”,方便后人對文物進行保護和利用。

　　這項工作讓梁金生覺得,“是很有趣味的,通過對文物的核對,我可以跟已經流失的時間對話。”

　　2000年前后,年過半百的梁金生,為了給故宮留下一套數字化的文物管理系統,開始學習操作電腦,結合幾十年的文物保管經驗,與時任故宮博物院資料信息中心副主任的胡錘,一同提出需求,讓技術方去設計。到2005年,梁金生終於把紙上的文物總賬搬到了電腦裡。

　　故宮博物院文物管理處文物數據科科長王碩認為,如果沒有此前兩位元老級的人物,一起建立起故宮文物管理信息系統,“別說7年完成,就是70年也未必能清理完。”

　　搶運故宮文物

　　那志良、歐陽道達、梁廷煒和其他押運員,守護著13427箱零64包文物,離京南下,走上了故宮文物大轉移的漫漫征程。從1933年開始,歷時16年,輾轉上萬裡,途經大半個中國,上百萬件文物,無一丟失

　　前些年,梁金生在東華門看古建展覽時,發現了曾祖父畫的一個蝙蝠,就用手機拍了下來,存在辦公室的台式電腦裡。這讓他找到了一些與曾祖父的時空聯系。

　　清代咸豐年間,梁金生的高祖父梁德潤,被選拔進入內務府宮廷畫院如意館,成為咸豐皇帝的宮廷畫師。曾祖父梁世恩在光緒年間,擔任如意館的掌管。祖父梁廷煒,本想循著父輩的人生軌跡,當一名宮廷畫師。這樣的設想,卻在進宮后不久被一場大變革打斷。

　　1912年,清王朝滅亡。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末代皇帝溥儀被趕出紫禁城。為防止國寶外流,民國臨時執政府組建了“清室善后委員會”,負責接收和清點清室古物,梁廷煒和那志良等人成為委員會的工作人員。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成立,梁廷煒開始了對故宮圖書的編目整理。

　　6年后,梁廷煒的命運,又一次被動蕩時代的暴風驟雨席卷。1931年9月,“九一八”事變爆發,華北危急。故宮博物院接到政府命令,緊急將文物裝箱。1933年2月5日夜間,故宮外已經戒嚴,一大批板車載滿木箱,在夜幕中出午門進入前門火車站。一同裝進車廂的除了故宮文物,還有存放在國子監的10個一噸重的石鼓、古物陳列所和頤和園的珍品。

　　作為押運員,那志良后來回憶起那夜的場景:“除了車輛之聲外,沒有任何聲音,沒有人說話,也沒有人唱歌,有非常淒涼的感覺。”

　　那志良、歐陽道達、梁廷煒和其他押運員,守護著13427箱零64包文物,離京南下,走上了故宮文物大轉移的漫漫征程。

　　文物分批運抵上海后,又在1936年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后,被運往南京朝天宮庫房存放。次年,盧溝橋事變爆發。11月,上海淪陷。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故宮文物也分三路西遷。

　　一路運到漢口,轉長沙、貴陽,保存在貴陽安順的“華岩洞”﹔一路運到陝西的寶雞,經漢中、廣元、成都,保存在四川的峨眉,梁廷煒帶著家眷護送這一路文物的轉移,有“中華第一古物”之稱的石鼓就在護送之列﹔還有一路沿長江而上,經漢口、宜昌、重慶、宜賓,保存在四川樂山。

　　這是一場炮火下的搶運,三路文物一程程停留,尋找存放之地,沿途一次次緊急搬離,躲避日軍轟炸。那志良在回憶文物西遷的歷史中提到,最重要的一批80箱文物運送到長沙的湖南大學圖書館,被轉移不到一星期,“圖書館被炸了,愛晚亭邊也炸死了不少人。”

　　文物返回南京后才出生的梁金生,多年后在歷史資料中,才發現爺爺梁廷煒押運文物穿越秦嶺的驚險。當時正值冬天,轉移文物的卡車爬行在積雪的山道上,路陡山滑,“外面冰天雪地,車裡人緊張得汗流浹背。”在漢中轉移文物時,梁廷煒幸運地躲過了敵機的一次俯沖掃射。

　　最終,這些故宮文物的“守護人”,創造了二戰史上文物保護的奇跡,從1933年開始,歷時16年,輾轉上萬裡,途經大半個中國,上百萬件文物,無一丟失。

　　三代人接力守護國寶

　　梁金生長大后,對父親和祖父押運國寶有了零散的模糊印象,“文物不停地轉移,家人就跟著一次次搬家,家裡從來不置辦家具,最多有幾個方便搬運的藤椅”

　　從1933年2月5日那天開始,梁家的命運就已經與故宮文物割舍不開,1924年出生的梁匡忠,年少時便跟隨父親梁廷煒,守護著文物南遷、西遷。1941年,17歲的梁匡忠開始管理文物庫房,在四川娶妻生子。

　　梁金生和兄弟姐妹的名字,都是以國寶押運所到之地取的,祖父梁廷煒希望梁家的孩子們記住那段山河破碎、顛沛流離的歷史。梁金生的大哥出生於1944年,當時文物押運到四川峨眉,取名梁峨生﹔大姐在1946年國寶遷到樂山時出生,樂山古時稱嘉定府,取名梁嘉生﹔抗戰勝利后,國寶東歸南京后,梁金生和妹妹梁寧生相繼出生,名字取金陵和江寧各一字﹔文物回到北京故宮后,1956年弟弟出生,取名為梁燕生。

　　梁金生長大后,才從家人的隻言片語中,對父親和祖父押運國寶有了零散的模糊印象,“文物不停地轉移,家人就跟著一次次搬家,家裡從來不置辦家具,最多有幾個方便搬運的藤椅。”

　　甚至在1949年初,梁廷煒接到密令,將兩千多箱文物押送到台灣時,仍覺得那隻不過是又一次尋常的南遷。一同赴台的還有梁金生的祖母、大哥梁峨生、二叔和三叔。父親梁匡忠則奉命留在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哪知這一別,梁家人再次團聚,卻是在將近40年后。

　　1987年,一位曾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工作過的先生,到北京故宮參觀,梁金生用繁體字寫了封家書,托他輾轉美國寄往台北。第二年,哥哥梁峨生才來到北京,帶回了祖父祖母已經去世的消息。在梁金生的記憶中,跟大多數喜極而泣的團聚場面相比,梁家那次39年后的重逢,顯得出奇的平常,沒有過多的話語,“父親沒有太多的表情,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

　　梁金生還記得,那之后每隔幾年,哥哥和三叔都會回到北京與家人團聚,簡單聊聊各自在北京和台北的家常。更多的時候,不善於表露感情的幾個男人,只是沉默地坐著,不說話。

　　留在大陸的梁匡忠,從1941年開始,到1994年退休,之后又被返聘回故宮,為故宮保管了一輩子的文物。

　　從1950年開始的8年間,梁匡忠又一次擔負起“文物押運員”的角色,在南京把石鼓和其他文物裝箱,聯絡火車皮,分三批把故宮文物運回北京。包括清代皇帝的祖宗牌位在內的10萬余件文物,卻留存在了南京朝天宮庫房。

　　到北京后,這個“本本分分”的故宮普通職工,回到保管部,清點和保管國寶、核對文物賬冊,“一輩子再也沒離開過故宮”。

　　在梁金生的回憶中,父親梁匡忠生前習慣坐公交車去上班。天剛蒙蒙亮,住在工體附近的梁匡忠,就走到朝陽路,等著早上5點的第一班109路公交車,跟頭班車司機都混熟了,“司機就在沒有站點的朝陽路路口和神武門專門為他停一下”。到站后,他敲開神武門,門衛等他進去后再關上。

　　2007年,梁匡忠去世,北京和台北兩個故宮博物院,最后一位見証文物南遷和西遷的老故宮人走了。這位老故宮人,生前常念叨著,希望南京留存文物盡早回到故宮,未承想卻成未了心願。今年剛過世的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直到生前幾個月,仍在為此事四處奔走,最終也帶著一個“不完整的故宮”的遺憾離世。

　　1979年,知青返城。31歲的梁金生,在內蒙古插隊11年后,回到北京。自幼在故宮裡逮蛐蛐、一年年“進宮”給父親送飯長大的梁金生,在眾多招考單位中,隻報了故宮,卻因超齡,最終去了工程隊,“隻要能進故宮,讓我干什麼,都樂意。”

　　“這后半輩子我想完全交給故宮”

　　桌子上堆疊起的破舊賬冊,每一本都記錄著幾百甚至上千件國寶的名字,梁金生的工作,像是反復地鑽進時空的隧道,回到近百年前的歷史場景中,找到一件國寶后,再一路跟隨它顛沛流離

　　在故宮工程隊,梁金生干著最累的體力活,在午門廣場“墁過地”,東西華門間推過幾百斤的運磚車。

　　那段日子裡,30歲出頭的梁金生,跟工友一起,光著膀子,下身穿藍色工服,腳穿解放鞋,站在故宮東北角門至東南角門間的城牆上,拔掉雜草鋪上石磚。

　　城牆下經常圍著一群好奇的“老外”,拿著相機拍下他們勞動的場景,相機的咔咔聲一響,工友們相互開玩笑說“自己的影兒又出國了”。

　　梁金生至今仍說不清,當時“有哪位貴人相助”,在工程隊待了5年后,他就被調到故宮的保管部(文物管理處前身),做了他最向往的文物研究和保管工作。

　　此后的10多年裡,梁金生在保管部,做著父親此前的工作,征集文物、清點保管、核對賬冊。“剛來的時候,什麼都不懂,當時社會上的文物捐贈或賣到故宮,院裡就會請啟功、謝稚柳、徐邦達、劉久安這些書畫界大師和陶瓷界泰斗耿寶昌做鑒定,我每次都去聽,一點一點地學。”

　　張忠培在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時,曾為故宮設計了一套科學的管理體制。此后多年,故宮的管理結束了混亂的局面,從此有了制度化和規范化的管理體系。

　　其中,梁金生推動了文物保管方面的制度化和規范化進程。在退休前,他為故宮建立了完善的文物休眠制度、庫房點交制度和批文制度,“文物展出一次后要休眠三年。文物借出庫房,誰口頭說都不行,必須有院裡的批文。”

　　人生進入第69個年頭,梁金生仍過著多年來雷打不動的規律生活,一輛自行車,穿梭於東三環外的家門和故宮東華門之間,覺得坐公交車“不自由、太煩人”,過去十多年裡,老伴兒的小轎車甚至都換代了三次。

　　故宮牆外的世界對他而言,似乎是時間停滯了。“原則性太強,完全不懂現代社會的世故,對錢沒有概念,夠花就行。”兒子梁駿眼中,老爺子枯燥、沒有愛好,生活中甚至有些古板。襯衣、西褲、皮鞋,永遠隻穿這一種風格的衣服。家裡書籍、資料等物件的擺放位置和朝向,都不容得一點變動。

　　在故宮裡,他總覺得“有好些事沒做完”。文物南遷后,“從北京走了多少件,回到北京多少件,留在南京和去了台灣多少,總和應該是一個數字,”但他至今還沒搞清楚﹔故宮文物哪些流失到民間了,哪些回來了,他要一件件弄明白﹔文物總賬裡,還有一些對不上的,他要查出來……

　　12月13日上午,東華門內那間辦公室裡,梁金生在椅子上坐定,拿起一個光盤大小的放大鏡,照著一本舊書裡的小字。這本1934年出版的《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詳細記載著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賞給溥杰的清室文物。后來的幾十年裡,這些散落民間的國寶,有一部分陸陸續續又回到了故宮。

　　梁金生要逐件查清這些文物的回歸歷程、文物號、是否入賬等。有時,他不得不查閱不同歷史時期的檔案資料。一個人,一個放大鏡,像大海撈針一般搜尋一件文物的蛛絲馬跡。

　　桌子上堆疊起的破舊賬冊,每一本都記錄著幾百甚至上千件國寶的名字,梁金生的工作,像是反復地鑽進時空的隧道,回到近百年前的歷史場景中,找到一件國寶后,再一路跟隨它顛沛流離。這是一次次的文物溯源之旅,在外人看來單調枯燥,他卻樂在其中。

　　到了傍晚,這位老人又要騎著自行車,從東華門鑽出,穿行於北京冬日的街頭。這座紅牆深院,對於他已經太過平常,說不出喜歡去哪座宮殿走走,想不出故宮的哪個季節最美,甚至在大雪天,游客排起長隊涌入故宮賞景時,他隻想待在那間小屋裡。

　　而在內心深處,“這后半輩子我想完全交給故宮”。

　　故宮幾乎就是梁金生的全部,梁駿總擔心“父親哪天真退休了,要干啥”。（記者完顏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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