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約堡秘史》封面。

　　 張煒說，由於過於沉迷與辛苦，每寫完一個大部頭后，自己都覺得活不久了。

　　前年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張煒說，“有人以為隻有發了大財才能安靜地過日子，其實他們錯了，那時候可能更不安靜了。”沒想到，張煒的最新作品《艾約堡秘史》果真寫了“富豪中的頂級富豪”——中國巨富群體，他們似乎盡享財富之巔的王者榮耀，卻體味著鮮為人知的人性與欲望的掙扎、撕裂。這部張煒眼中的“冒險之作”，昨天正式面世。

　　“出版湘軍”掌門人親自當責編

　　“我認識張煒的時候才20多歲，當時還是一名研究生，在《古船》的一次討論會上做了一個很短的發言，由此他認定我是他這輩子的朋友。”中南出版集團董事長龔曙光透露，成為《艾約堡秘史》責任編輯，這是他與張煒二三十年的交情換來的，更是他“爭來的位置”。

　　龔曙光被譽為“出版湘軍”掌門人，在2008年濟南書博會上，與張煒邂逅重逢。他當時提出想向張煒“私人訂制”一部長篇小說，沒想到張煒欣然接受，並決定拿出一部“私藏”了多年的《艾約堡秘史》。龔曙光也隨即拿出最大的誠意，親自為張煒的這部力作擔任圖書責編。

　　作為《艾約堡秘史》的責任編輯，龔曙光讀了作品不下十遍。這部書通過一個私營企業巨頭吞並風光旖旎的海濱沙岸的典型事件，聚焦當今中國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既高度依賴又相互糾結的尖銳現實，直指工業化、城市化和資本膨脹過程中的公平與正義問題。

　　評價這部長篇小說時，龔曙光也展露了其性情中人的那一面，“它首次以文學的方式正面透視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社會現實，以犀利的筆力直面社會暴富階層的生活與靈魂，以詩意與切膚的文字剖開了一個暴發戶既強橫又虛弱、既驕奢又枯冷、既豐富又蒼白的發達史、心靈史、情愛史。”他還激動地提及，小說表現了財富的匱乏之殤到財富的盈足之殤，經濟發展與自然保護，資本膨脹與人性的迷失等等為人關心的話題。

　　當下寫企業家和愛情太冒險

　　“每一部長篇，都要在心裡醞釀15年以上。”這是堅持純文學創作的“張煒式倔強”，這一次張煒依然沒有改變。

　　1988年，《艾約堡秘史》的“種子”在張煒心中開始萌芽。這一年，張煒碰見一位大老板，后者也是他在十幾歲時偶遇過的文學青年，兩人曾經徹夜談文學。“他大概寫了七八百萬字，但一個字都沒發表，文學雄心卻超大，令當年的我非常驚訝。”張煒說，兩人再度相遇，自己特別關心這位老板的文學夢是否還在，並問其當年寫的作品怎麼辦？以后還寫不寫？這位老板回答說，“那好辦啊，我有的是錢，以后還要寫。我會把我過去寫的東西，用小牛皮燙金的最好裝幀，印成一大排！”

　　和那位老板的接觸，讓張煒動了書寫暴富階層的念頭，他也一直在做各種准備，“我閱讀了很多相關書籍，並接觸了一些財經方面的人，特別是海內外的暴富階層，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愛情乃至家庭生活等細節。”盡管這樣，張煒坦言，真正動筆寫起來還是很難。

　　“寫當下太難了，尤其是用純文學的方式來寫當下，更難。”張煒說，因為當下有幾個表述充滿了危險。“說到所謂的企業家，大家心裡都會出現影視、小說中塑造的那些形象，從語言到其他，已經概念化了，差不多人人耳熟能詳。所以對這一部分人哪怕稍稍做出一點個性化的表述，都是相當困難的。”還有“愛情”，在張煒看來，“愛情”已經不能寫了，因為現在的“愛”多得不得了，泛濫成災。“圍繞‘企業家’和‘愛情’，早就固化成一套體系和模式，再寫‘企業家’和‘愛情’，對不起，某些時候那簡直是一種‘自殺行為’，太危險了。”

　　“那些個人表述、概念化的詞語全都要粉碎，這才會有自己的一點表述。”張煒坦言，他就是帶著這樣的恐懼、十分謹慎地去尋找自己的語言，“如果離開了自己的語言去講故事，將故事和語言剝離，就一定不會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寫作。在真正的作家那裡，哪怕將故事和語言稍稍剝離一點，他的整個工作也就失敗了。”

　　“好的作家肯定是深愛文學的，當然把文學看得很高。”張煒說，每次寫作沉迷而辛苦，尤其寫完一個大部頭后，常常會覺得自己活不久了，這個寫作過程對身體傷害太大。不過，他也笑道，長時間沉迷寫作，也太陶醉太享受，“隻要慢慢緩過來，慢慢進入下一個生命流程，人又會變得生氣勃勃了。”

　　張煒作品始終保持浪漫主義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創作的《古船》《九月寓言》，到前幾年推出的“中外文學史上最長的純文學作品”茅獎巨著《你在高原》，張煒堅持沉入生活的“深水區”，用文學的方式審視時代變革，幾乎每一部作品都會引發關注甚至爭議，其作品猶如當下浮躁社會的一劑“獨特的藥方”。

　　“大作家是有大氣魄、大胸襟，能夠站在一個高點上，有足夠的勇氣同時也有足夠的氣力，去對這個時代做出講述，這樣的作家其實不多。”文學評論家李敬澤認為，張煒正是這樣的作家。

　　李敬澤說，從上個世紀80年代至今，在張煒的很多小說中都會出現一個荒野上的少年，而這部新作中，那個荒野少年依然藏在主人公身上，“主人公經歷了那麼多，這個時代的嘈雜、糾結都在他的心裡，但在根兒上他依然有精靈般少年的勇氣、善良，這是非常難得的。”

　　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曉明也不吝贊賞之辭，“張煒越寫越有力量，其作品始終保持英雄主義、浪漫主義，形成了獨特的敘述方式、語言和風格。”陳曉明認為，張煒對蘇俄文學中豐厚的部分，進行了創造性的轉化，這個意義非常大。“如果你不仔細看，就不會發現這是非常大膽的實驗。不同的人物用的是不同的語言，寫得非常漂亮。而且小說中出現的那種半文不白的文體也非常漂亮。”

　　李敬澤更給出總結式的評語，“以張煒的能力，寫發生在1938年或者1945年的故事肯定沒問題，出錯的概率幾乎沒有。但寫一個發生在2018年、2017年、2016年的故事其實是非常冒險的。”讓他深為感動的是，“張煒的心裡依然還有那個荒野少年，張煒也依然是那個勇敢的、不怕失敗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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