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秘書處致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正式推薦“良渚古城遺址”作為2019年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項目。距離“良渚”兩字首次出現在考古領域，已經過去了80多年。80年前，“良渚”如何從一個小鎮的地名成為遺址名稱乃至史前文化的一個類型？

圖為獅子山-鯉魚山-官山壩體現狀。良渚遺址管理區管理委員會供圖

1936年，杭州古蕩老和山在建造杭州第一公墓時，出土了一些石器。這引起了當時一些考古學家的注意。當年5月底，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和吳越史地研究會合作對遺址進行試掘。

據文獻記載，當時試掘開探坑3個，僅獲石器6件、陶片3塊，另採集石器10余件。后來，這次試掘被認為是“江浙地區第一次與良渚文化相關的田野考古發掘”。

雖然此次考古僅持續了一天時間，但這可以看做是良渚遺址發現的開端。

當時參與古蕩發掘的西湖博物館工作人員施昕更，在接觸到出土石器后，“感到很熟悉”。他意識到“家鄉良渚鎮屢有出土的石器應與古蕩有某種內在的關聯”。

次日，施昕更回到其家鄉良渚搜集文物。“除了石鏟之外，意外的又得到許多不同形式的石器”。這一年7月，他第二次再赴良渚調查，並在枯竭的池底，揀到“不少”石器。同年11月，施昕更第三次赴良渚，在“良渚鎮附近棋盤墳的一個干涸池底，偶然發現一二片黑色有光的陶片”。

圖為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上的柱坑遺跡。良渚遺址管理區管理委員會供圖

西湖博物館當時對此非常重視。館方依照當時頒布的《文物保存法》第八條規定，呈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取得採掘執照。1936年末、1937年3月，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館對棋盤墳、橫圩裡、茅庵前、古京墳、荀山東麓以及長明橋鐘家村等六處遺址進行試掘。

此次發掘出土了大批黑陶和石器，同時經調查“發現了以良渚鎮為中心的十余處遺址”。此后，施昕更據本次發掘完成了《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

報告記錄了遺址發現經過、各遺址底層堆積情況、出土遺物、年代與文化性質分析以及編寫報告過程。同時，該報告對以“良渚”作為遺址的定名也做了說明。報告這樣寫道：“最新的考古報告都以地名為名……我也來仿效一下，遺址因為都在杭縣良渚鎮附近，名之良渚，也頗適當……所以決定採用這二個字，有名實兼收之妙。”

不過由於日寇入侵，該報告的印刷、出版“經歷了許多患難困苦的歷程”。《良渚文化》記載，“杭州失守后，《良渚》報告在杭印刷的字版及鋅制圖版，在形勢危急中均無法攜出，在隨同西湖博物館遷徙流亡途中，施昕更以滿腔的熱情和驚人的意志，重新整理舊稿，經館長董聿茂先生奔走，得到浙江省教育廳經費支助，至1938年終由上海中國科學公司印刷出版”。

圖為秋塢-石塢-蜜蜂弄壩體現狀。良渚遺址管理區管理委員會供圖

但因當時條件所限，考古學者並未採取“良渚文化”的說法。即便是發現者施昕更也認為，良渚遺址與山東的龍山文化屬同一文化體系。

1949年后，隨著江浙一帶的諸多文物在考古發掘中出土，有學者逐漸意識到良渚當屬獨立的文化體系。

1957年，考古學家夏鼐在《浙江新石器時代文物圖象》的序言中指出，良渚等遺址出土的遺物有其獨有特色。兩年后，1959年，在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文物考古隊隊長會議上，夏鼐提出了“太湖沿岸和杭州灣的良渚文化”這一說法。

圖為瑤山祭台。良渚遺址管理區管理委員供圖

此后，相關考古不斷進行。1987年，浙江余杭瑤山發現良渚祭壇和貴族墓地﹔2007年，良渚古城的發現和確認，標志著良渚遺址進入都邑考古新階段﹔2009年—2012年發現和確認良渚古城外郭城﹔2009年—2015年發現和確認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而這些都被列在此次“良渚古城遺址”申遺的范圍之內。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寧遠曾對媒體表示，良渚遺址擁有水利系統、分等級墓葬、祭壇、以玉器為代表的禮器，遺存類型豐富、遺址格局完整，成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實証。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斌此前也曾表示，目前主流的國際學術界已經因良渚的發現，接受了中國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觀點。

據悉，良渚申遺結果將於2019年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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