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56年10月，父親受中國作協委派，到朝鮮參加作家代表大會，之后又去波蘭參加作家大會，1957年初剛回國，便趕上了“大鳴大放”。他響應號召，參加了市委邀請文藝界人士的座談會，並發表了兩篇后來被稱之為“毒草”的雜文，一篇是《注意腳下的小草》（《長江文藝》1957年第6期），一篇是《談嗅覺》（《橋》1957年第3期）。

《注意腳下的小草》是為女作家劉真鳴不平的。劉真寫了一篇《談“鞭打”》的文章，批評了某地個別農村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文章投到報社后，被報社領導認為有思想問題，不予發表。我父親認為，在當時，仍然存在官僚主義，這就涉及了社會主義文藝還需不需要揭露生活中的黑暗面的問題﹔另一篇《談“嗅覺”》，舉出一個老干部把房裡熱水瓶塞子的“突突”聲誤認為是敵人發電報的真人真事，父親認為，如今到了和平時期，不要把斗爭的弦繃得太緊。沒想到，這兩篇短短的雜文，后來卻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証。在反右運動中，我父親被劃為極右，連剛剛調到《長江文藝》不久的母親也受到牽連未能幸免於難。

這以后，父母和我們整個家庭在生活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磨難，自不必多說了。所幸的是，到了1978年，經過了20年后，父母的冤案終於平反。當年的“毒草”，后來又被收入《重放的鮮花》。1997年，我父親在《李蕤文集》的代序中寫道：

一九五七年春，黨號召整頓三風：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我認為這是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場大掃除，理應抱著對黨的一貫赤誠，積極參加。因此，除對機關內部的黨員領導同志提了一些逆耳的諍言之外，也寫了《談嗅覺》《注意腳邊的小草》兩篇短文，對社會上存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進行針砭。結果是，正在翻箱倒櫃打掃衛生的人，忽然變成了前來打家劫舍的強盜——我被劃成“極右派”，《談嗅覺》《注意腳下的小草》兩文，也被列為“毒草”，並列入《右派言論集》中，作為永不能翻案的“罪証”。自此，我手中的筆被奪走了，我失掉了創作的權利，而且一直達二十年之久。

這場階級斗爭擴大化給黨和國家造成的損失，是人所共知的，在此不再贅述。不少當時被打成“毒草”的作品，經過幾十年的時間考驗，再用清醒的眼光看一看，又被譽為“重放的鮮花”。我在這個文集裡，重新收入這兩篇文章，倒不是認為它們是什麼“鮮花”，應當“重放”，而是想說明，它們和我的其他文章一樣，出於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一片赤誠，而決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希望今后的有權有力的人，千萬不要隻憑嗅覺辦事，重演這樣的悲劇。（《李蕤文集》第1卷，《一個跋涉者的足跡·代序》）

1958年春，漢口解放公園路新建的文聯大院竣工了。大院由一棟L型的辦公大樓和三棟紅磚蓋的宿舍樓所組成，院內場地廣闊，有食堂、籃球場、養魚池，四周種滿了各種花木，環境之優美，在當時實在是少見的。

由於中南局的撤銷，中南文聯、中南作協也隨之更名。1958年文聯大院的辦公大樓門前，挂有4塊牌子：“中國作家協會武漢分會”、“中國美術家協會武漢分會”、“中國音樂家協會武漢分會”、“中國戲劇家協會武漢分會”。《長江文藝》編輯部屬於中國作家協會武漢分會，也在這座辦公大樓裡辦公。

據我母親晚年回憶，50年代初，中南作協在黎黃陂路辦公時，由於會址設在鬧市區，作家們居住得分散，不利於工作和寫作，1953年第二次文代會時，我父親和其他代表就此事向周恩來總理反映，后來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在漢口解放公園路郊區劃出一大片菜地，建設了辦公住宿一體化的文聯大院，為作家藝術家提供優越的工作和寫作環境。

但1958年我的父母搬進文聯大院時已劃為右派，與《長江文藝》無緣了。父親被下到東西湖勞動改造，母親留在大院喂豬種菜。一直到1960年他們先后摘帽，父親被分配到武漢市戲劇研究室，母親被分配到武漢市文化局管理圖書。

1966年“文革”爆發，文聯大院成為重災區。

1968年底，文聯大院的職工絕大部分下放到干校、農村，當時省市文聯已分家，省文聯干部下放到湖北沙洋，市文聯的干部下放到湖北崇陽，文聯大院人去樓空。后來這裡的房產收歸房管局，變成大雜院。

直到“文革”后期，文藝干部紛紛回城。改刊多年的《長江文藝》也重新復刊恢復原名。由於它是省文聯的刊物，一度在武昌紫陽路過渡，后來又搬到東湖附近新建的省文聯大院去了。

四

1978年，武漢市委專門發了文件，為我父親平反。父親和母親的冤案得到徹底平反。由於歷史轉折時期人才青黃不接，武漢市作協成立后，父親當選為市作協主席，主編《芳草》雜志。

這時父親已經有67歲的高齡，他認為，不要糾纏於歷史舊賬，應利用余生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他創辦了武漢市文聯的文學刊物《芳草》，繼續培養文藝新人。1985年，在他任武漢市作協主席期間，組織了全國性的“黃鶴樓筆會”，並組織“雕塑大武漢”的報告文學寫作等活動。

1988年初，文聯換屆改選，父親辭去武漢市作協主席職務，離休那年他已是77歲高齡。

父親一生歷經戰亂、顛沛流離，磨練出堅韌不拔的意志，他心胸開闊，為人寬厚，雖在《長江文藝》工作時期蒙冤受屈，卻不計較個人恩怨。1994年《長江文藝》創刊45周年之際，父親寫了《一個文藝老兵的祝賀——紀念長江文藝創刊四十五周年》，他回顧了《長江文藝》創刊的歷史后，真誠地祝福《長江文藝》，“希望她像日夜奔流的長江一樣，永遠前進。”

省市作協雖然分家，一個在武昌，一個在漢口，但我父親和省作協原《長江文藝》編輯部許多老同事還保持友誼。1998年元旦，父親去世前的十幾天，他用郵政賀年片給親朋好友送上新年祝福。1998年1月14日，父親因心肌梗死猝然去世。

事隔一年，1999年1月14日，在武漢市委宣傳部、武漢出版社和武漢市文聯聯合舉辦的《李蕤文集》首發式上，原《長江文藝》編輯沈毅發言，提到父親去世前不久，還給他和妻子李文、以及蘇群（蔡明川）的老伴王淑培寫賀年片，惦記曾在《長江文藝》共事過的同志。這件小事，使他們很受感動。（見《讓我們的愛伴你遠行》）

從1953年到1957年，父親在《長江文藝》擔任四年的副主編。父母在《長江文藝》曾蒙冤受屈，“文革”中再次罹難。幸運的是，他們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好歲月。父親因歷史機遇而浴火重生，以文品和人品為自己的一生劃了圓滿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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