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本文作者宋致新

2019年是《長江文藝》創刊70周年。

《長江文藝》創刊於1949年6月18日，比新中國成立的國慶日還要早上幾個月。它被譽為“新中國文藝第一刊”，經歷了漫長的70年歲月，仍屹立文壇，確是值得慶賀的事。與此同時，人們也自然會想到創刊初期篳路藍縷的艱辛。

一

中國的解放戰爭由北向南推進，河南的解放先於武漢。1948年3月洛陽解放，10月開封解放，不久便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1949年3月28日，“中原文藝工作者代表會議”在開封召開，會后成立了“中原文協”。我的父親出席了這次會議，任籌備委員。

我的父親李蕤，本名趙悔深，河南滎陽人。自20世紀30年代起，他就是活躍在河南文壇上的青年作家和新聞記者。1936年他考入河南大學文史系，不久參加“北方左聯”。1937年抗戰爆發后，他即離開河大，到鄭州《大剛報》當一名記者，採訪過台兒庄大捷，在徐州參加范長江領導的“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抗戰中他擔任《陣中日報》、《前鋒報》、《中國時報·前鋒報》聯合版等報刊的副刊主編、主筆等，1943年曾不顧禁令採訪報道了河南大飢荒，1940年和1947年因堅持抗日、爭取民主兩次被捕入獄。1948年秋攜全家奔赴洛陽解放區，到寶豐縣中原大學學習。1948年底，奉派到開封市委機關報《開封日報》主編文藝副刊。

形勢出人意料地迅猛發展。1949年5月16日，武漢解放了。中共中央中原局派遣大批文藝干部隨軍跨過長江，聚集武漢，把原本准備叫《中原日報》的機關報改為《長江日報》，把《中原日報》的《文藝》副刊改為《長江文藝》。

當時解放區文藝干部奇缺。《長江文藝》創刊號，是由中原大學政治教員俞林一人編輯的。中原大學設在開封河南大學原址。1949年6月，俞林將編好的稿子送到鄭州《中原日報》社印刷。6月18日，《長江文藝》創刊號出版了，版權頁標明編輯為：“中原文協籌委會《長江文藝》編委會”。“新中國文藝第一刊”就這樣誕生了。

黎黃陂路一帶過去是英法租界，房子大都是洋房，居民房也是堅固的磚石所砌。“黎黃陂路三十五號”中南文聯籌委會的辦公地點，如今是黎黃陂路33號江岸區交通大隊所在地。進巷子走到頭，右邊是一棟四層樓房，有兩個門棟，靠裡的一個門棟，就是中南作協的辦公地點。《長江文藝》編輯部和圖書館設在二樓，三樓有個大會議室，叫“文藝廳”，在那裡可以舉辦集體活動﹔另一個門棟，住的是早期中南文聯的職工，有於黑丁、李季、田濤、李冰等。

到1950年1月，《長江文藝》已出滿了第1卷。此前編輯部只是一個臨時班子，這時才正式成立編輯部，改編委制為主編制，李季任主編。《長江文藝》最早的一批編輯，大多是中原大學南下工作隊的成員。

二

1949年8月5日，李季開完第一次文代會后，南下到武漢創辦《長江文藝》，路過開封時，應我父親之請，為他題寫了一首詩歌，把文藝編輯比作辛勞的“園丁”。當時我父親也正奉命創辦《河南文藝》和《翻身文藝》。詩雲：“中原有荒園，畦畦皆枯苗。辛勤灌溉者，持壺頻頻澆。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花兒漸見綠，朝朝開花早。花開嬌且艷，園丁日漸老﹔每望滿園花，相視皆含笑。告彼灌溉者，莫厭花之交，鮮花朵朵紅，君豈無功勞？”這首詩包含著對編輯奉獻精神的歌頌與同行之間的互相勉勵。

1952年3月到11月，我父親參加巴金率領的“赴朝寫作組”，到朝鮮前線生活了8個月，回國后出版了通訊報告集《在朝鮮前線》一書。他在朝鮮前線收集了大量生活素材，本想辭去在河南省文聯的行政職務，專心搞寫作，在北京時已征得中國作協領導的同意。但不久即接到上級調令，讓他趕赴武漢，擔任中南作協副主席、《長江文藝》副主編。

1953年春，李季奉派到我國第一個大型油田——玉門油礦深入生活去了，父親接替了他的工作。於黑丁是中南作協主席、《長江文藝》主編，但他的工作繁多，不能把主要精力用來辦刊物，父親便擔負起《長江文藝》的編務，副主編還有俞林、田濤，俞林抓創作，田濤負責出版事宜。

1953年春，我父親帶著哥哥姐姐先從開封來到武漢，由於我們家來得比較晚，就住在中南作協隔壁的一個叫文記裡的巷子裡。這個巷子，與中南作協的巷子隻有一牆之隔，牆上開了一個小門。這年8月，我母親帶著奶奶和我，把整個家都搬來了。我家人口多，散住在一樓和二樓的幾間房子裡。李文、沈毅夫婦，丁明順、曾理慧夫婦還有莎蕻夫婦等都住在那裡。我母親宋秀玉，原在河南省婦聯任《河南婦女》雜志編輯，到武漢后，分配到位於黃興路的中南出版社教育組，負責編纂教材。

父母都全力以赴地投身工作。我的哥哥姐姐，被送到原址漢口西商跑馬場的中南育才子弟學校做插班生，我被送到位於漢口花橋的中南育才幼兒園，兄妹4人全寄宿，隻有星期日才能回家。家裡平時隻有一個從河南帶來的老保姆照顧奶奶，父親經常出差、採訪，很少過問家事。

放假時我們也到機關辦公樓去玩。記得辦公樓三樓有個大會議廳，叫“文藝廳”，星期天經常舉辦舞會。為了方便跳舞，地板上洒了滑石粉。有一次，《長江文藝》編輯部兩對新人結婚，在文藝廳擺上喜糖、茶點等，大人們都來慶賀，我和姐姐也跑去了，抓了一大把糖果，順著洒了滑石粉的樓梯連滾帶溜地往下跑。那幾年機關氣氛很寬鬆，女青年夏天穿著花布做的“布拉吉”（連衣裙），辦公樓裡經常回蕩著《喀秋莎》、《三套車》的歌聲。

武漢是建國初期的重鎮，中南局轄六省二市（豫、鄂、湘、贛、粵、桂﹔武漢、廣州二市），《長江文藝》是中南大區的文藝刊物，編輯部責任大，任務重，制度也很嚴格。

據老編輯們回憶，《長江文藝》編輯部分為評論組、小說組、詩歌組和收發組。各組採取分工負責。

在我父親到《長江文藝》之前，李季已經打下很好的基礎，編輯們大都是中原大學年輕學員，文化素質較高，編輯部已建立了嚴格的制度，使父親的工作得以順利開展。

編輯部制度為：來稿必復。基礎較差的稿子，要用印好的退稿單退回﹔稍有基礎的稿子，編輯要親自給作者寫信，指出優缺點，說明准備退稿或希望修改后再用﹔對於作家來稿，更要慎重處理，常常由編輯先提出意見，交組內討論，然后給作家回信說明准備採用或是修改。這些信寫好后，還要交給組長審查后再發。

編輯部還有定期政治學習、業務學習，對黨的文藝政策、辦刊方向、培養新生力量以及來稿中普遍存在的問題等都要學習和討論。特別是編前會議，各組要拿出預先選好的稿件，經集體討論決定是否發表。

不少老編輯回憶道，我父親在《長江文藝》時，工作認真、作風民主、為人謙和。開會時，他總是讓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這一時期，編輯部裡熱氣騰騰，大家不分上下班，晚上辦公室常常燈火通明。我至今還記得父親站在馬路邊與同事熱烈討論﹔記得許多叔叔到我家來邊抽香煙邊聊天﹔記得一覺醒來，父親還在淺綠燈罩的台燈下伏案寫作……從1953年春到1957年春，父親在《長江文藝》工作4年，刊登了不少新人佳作，如吉學沛、李凖、公劉、未央、劉真的小說，海默的電影劇本，公劉、白樺、韋其麟的詩，徐懋庸、宋謀瑒的雜文等。

父親分工管評論組，自己也寫一些文學評論，發表在《長江文藝》上。如《試評高秀山回家》（1954年第2期）﹔《大風暴前夕的農村畫圖》（1956年第1期）﹔《評<一面小白旗的風波>》（1956年第3期）﹔《溫故而知新》（1957年第5期）﹔《充分發揮短兵器的威力》（1956年第3期）﹔《不是唯一的，但是最好的》（1957年第3期）等等。

1954年夏天，武漢爆發特大洪水，父親不僅組織《長江文藝》進行專題報道，自己也操起記者老本行，深入抗洪第一線現場採訪。據母親回憶，那些日子父親差不多天天都在大堤上，關注長江水位變化，哪裡有險情，哪裡有抗洪搶險的動人故事，他就趕到哪裡採訪。他寫了長篇通訊《和洪水搏斗——寫給關懷武漢的人們》（1954年第9期《長江文藝》並被《新華文摘》轉載）、《移山倒海的人民力量》（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防汛紀念集《和洪水搏斗的武漢人民》一書）﹔他還寫了短篇小說《三代人》，把1954年的抗洪斗爭，和1931年長江決堤后的慘景加以對比，反映新舊社會的巨大變化。

武漢長江一橋從1955年9月開始興建，但前期准備工作比這個時間要早。1955年8月15日，我父親李蕤就發表了報告文學《長江大橋工地的日日夜夜》（1955年9月《長江文藝》），介紹了大橋首創的施工法——“管柱鑽孔法”和許多普通建設者。當時武漢市政府發給我父親一個“特別渡江証”，為他採訪長江大橋的建設提供便利。父親不僅常到漢陽龜山的大橋工程指揮部採訪指揮員，還經常坐著小艇，到江心去觀察大橋橋墩的落成，與工人共同體驗建設中的艱險與喜悅。

1955年，我母親所在的中南出版社從黃石路遷到新華路，當時公共汽車很少，交通非常擁擠，母親上下班不便，加之奶奶年老多病，家務無人主持，就由於黑丁做主，把我母親調到《長江文藝》編輯部小說組任編輯，以便兼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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