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官收支脱节 曾国藩靠借贷弥补赤字【2】

　　力保清节：借钱填赤字，与“欲望”交战

　　张宏杰指出，面对巨大的赤字，曾国藩只靠借贷来弥补，拒绝贪赃。“其实如果不是为了力保清节，曾国藩完全可以开辟更多财源，比如可以像某些京官那样，放下身段厚起脸皮结交外官，以谋取更多馈赠。”

　　1841年年底，年关将至，手头银两全部花光，曾国藩找人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个年。至1842年的春夏之交，他借银已达二百两。

　　由于清代朝廷对乡试十分重视，所以对主考官待遇优厚，考官还能得到各方馈赠，这笔收入在当时是公开的、合法的，是清代官场惯例。因此，曾国藩对考差非常热衷，以解决经济危机，他曾说：“考而得之，不过多得钱耳。”

　　虽然生活困窘，曾国藩仍坚持“学作圣人”，在生活中时时与“欲望”交战。他担心自己因困窘而为利心所扰，经常在日记中自我批评。在生活中与理学提供的“意志万能”理论，支撑曾国藩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抵制住了各种诱

　　一般来讲，我们谈到中国历史上的清官，甚至清代历史上的清官时，很少有人会想到曾国藩。但是事实上，“曾国藩应该是一个非常清廉的官员”，张宏杰称，曾国藩不想以清官形象被载入历史，因为其性格稳健厚重，深受经世致用理念的影响，加上他刻苦自砺，全力内圣，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这一特点在他一生很多侧面都有所反映。

　　清代京官收支脱节

　　记者宋磊

　　“本书可以为今天的制度转轨提供某种借鉴”，张宏杰表示，从曾国藩的经济生活，可以得出现实意义的结论，对理解今天的社会现实及思考如何进行制度建设，都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张宏杰说，清代京官的收支结构特别畸形，收入与支出完全脱节，办公经费需要自行解决。由此产生相应的结果：一方面，一部分官员渴望灰色收入，滋长腐败风气；另一方面，官员不但得不到合理的报酬和激励，反而需要自己赔贴费用，令他们缺乏工作热情。

　　“在生活艰辛之际，只有一小部分官员能像曾国藩那样，以坚定的理学信仰来抵御物质诱惑”，张宏杰分析，薄俸制下，大多数人把手伸向灰色收入，导致第一次“失身”，而从此贪赃不断。“在中国历史上，薄俸制是主旋律。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薪俸最低的两个朝代，这两个朝代后期的腐败程度之深，面积之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登峰造极。”

　　“低薪制甚至无薪制，原因是基于以皇权为核心的传统财政制度的自私性与短视性”，张宏杰认为，从皇帝的视角看来，采取“薄俸制”和“低饷制”既省心省力，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但事实上，都是典型的掩耳盗铃之举，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同样是占小便宜吃大亏。因为大部分官员会选择谋取灰色收入，最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比开足工资要大得多。

　　“当然，高薪也不一定能养廉。合理的薪酬，公开透明的信息，有效的权力约束制度，强有力的反腐机构，有效的新闻监督、民众监督，合理的公务员规模，这是廉政建设这个木桶的几块‘木板’。”

　　记者宋磊 通讯员马燕

(来源: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