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者的人格之美

人们都熟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前者是讲政治，怎样为政、为官，后者是讲人格，怎样做人。前者是讲政治观，后者是讲人生观。正因为讲出了这两个社会、人生的最基本道理，这篇文章才达到了不朽。其实，一个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有人格精神在支撑，而且其人格的力量会更长久地作用于后人，存在于历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物，指外部世界，不为利动；己，指内心世界，不为私惑。就是说：有信仰，有目标，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结合范仲淹的人生实践，可从三个方面来解读。

一是独立精神。

范仲淹于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生于徐州，出生第二年父亲去世，29 岁的母亲贫无所依，抱着襁褓中的他改嫁朱家，来到山东淄州（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他也改姓朱，名朱说（通“悦”）。他少年时在附近的庙里借宿读书，每晚煮粥一小锅，次日用刀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一点咸菜为食。这就是成语“断齑划粥”的来历。这样苦读三年，直到附近的书已都被他搜读得再无可读。但他的两个异父兄长却不好好读书，花钱如流水。一次他稍劝几句，对方反唇相讥：“连你花的钱都是我们朱家的，有什么资格说话？”这时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心灵大受刺激。真是未出家门便感知世态之炎凉。他发誓期以十年，恢复范姓，自立门户。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23 岁的范仲淹开始外出游学，来到当时一所大书院应天书院（位于今河南商丘），昼夜苦读。一次真宗皇帝巡幸这里，同学们都争着出去观瞻圣容，他却仍闭门读书，别人怪之，他说“日后再见，也不晚”。可知其志之大，其心之静。有富家子弟送他美食，他竟一口不吃，任其发霉。人家怪罪，他谢曰：“我已安于喝粥的清苦，一旦吃了美味怕日后再吃不得苦。”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自觉自愿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他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中进士，在殿试时终于见到了真宗皇帝，并赴御宴。不久他被调去安徽广德亳县做官，立即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范姓。这时离他发愤复姓只有五年。

在人性中，独立和奴气，是基本的两大分野。从上面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范仲淹卓然独立的精神。家虽不幸，决不会因寄人篱下而自矮三分，就是对皇帝也不搞盲目的个人崇拜，你过你的路，我读我的书，何必觍着脸去自我表现，这在封建社会是很难做到的。我们不要小看人格的独立，就整个社会来讲，这种道德的进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奴隶制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制度下虽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说法，但还是强调等级、服从。进入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才响亮地提出平等、自由。人性的独立才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标准和道德意识。中国封建社会时间长，又没有经过彻底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人格中的奴性残留就多，直到现在许多人也在变着法媚上。对照现实，我们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坚持的独立精神的可贵。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经得起风浪。做人就应该“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对八荒”。鲁迅就曾痛斥中国人的奴性，一个人先得骨头硬，才能成事，如果他总是看别人的脸色，他除了当奴才还能干什么！

范仲淹自己有独立精神，他对历史上这一类的人也就格外敬仰。1034 年，当范仲淹第二次被贬到桐庐任上时，他知道这里就是汉代高士严子陵隐居之地。严是汉帝刘秀未发迹时的好友，刘称帝，严坚决隐而不出。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独立精神正是范仲淹所追求的。他便为严子陵修了一座祠堂，并亲写了一篇《记》文，文末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四句话流传甚广，也成了他人格精神的写照。

1038 年，范第三次被贬赴润州（今江苏镇江）任上时，途中经彭泽拜谒唐代名相狄仁杰的祠堂。狄刚正不阿，不畏武则天的权势被陷入狱，又贬为县令。范当即为其写一碑文，歌颂他：呜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随，何力可回！我公哀伤，拯天之亡：逆长风而孤骞，（sù，向）大川以独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为乎刚！地可动，公不可动，孰为乎方！

文字掷地有声。而此时作者也正冒着朝中的“暴火寒灰”独行在被贬的路上，他以诗言志：“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而他所描写的狄仁杰刚不可摧、方不可变也正是其自己的形象。

二是牺牲精神。

怎样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是判断一个人的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标准。我们熟悉的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苟利天下，一毫而不拔，宁可我负人，决不人负我。有的人处处为国着想，为别人着想，关键时刻可以牺牲自己。如果社会上都是第一种人，那么，这个世界成天尔虞我诈，偷砖拆瓦，早就毁灭了。幸好还有这第二种人，社会才能和谐，才能进步。范仲淹一生为官不懒，为人不奸。他的道德标准是只要为国家、为百姓、为正义，都可牺牲自己。兹举两例。

1038 年，位于宋西北的夏建国，赵元昊称帝。宋夏战事不断，边防主帅范雍无能。1040年，仁宗不得不重组一线指挥机构，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招讨副使（副总指挥）赶赴前线，这年他已52 岁，这之前他从未带过兵。范仲淹一路兼程，赶到延州（今延安）。延州才经兵火，前面36 寨都被荡平，孤悬于敌阵前。曾先后任命数人都畏敌而找借口不去就任。范说，形势危急，延州不能无守，就挺身而出，自请兼知延州。

范仲淹虽是一介书生，但文韬武略，胆识过人。他见敌势坐大，又以骑兵见长，便取守势，并加紧部队的整肃改编，提拔了一批战将，在当地边民中招募了一批新兵。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密令19 岁的长子纯佑偷袭西夏，夺回战略要地马铺寨，他引大军带筑城工具随后跟进。部队一接近对方营地，他下令就地筑城，十天后，一座新城平地而起。这就是后来发挥了重要战略作用的，像一个楔子一样打入夏界的孤城———大顺城。此城与附近的寨堡相呼应，西夏再也撼不动宋界。夏军中传说着，现在带兵的这个范小老子（西夏人称官为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像原先那个范大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对付。西夏见无机可乘，随即开始议和。范以一书生领兵获胜，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有这种为国牺牲的精神。

范与滕宗谅（字子京）的关系，是他为国惜才、为朋友牺牲的例证。滕与范仲淹是同年的进士，也是一个热血报国的忠臣。西北战事吃紧时滕也在边防效力，知泾州。当时正定川一役大败之后，形势危急。滕招兵买马，犒赏将士，重振旗鼓。范又让他兼知庆州，亦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正因为他干事太多，就总被人挑毛病，有人告他挪用公款15万贯。仁宗大怒，要查办。但很快查明，这15 万贯钱，犒赏用了三千贯，其他皆是用于军饷。而这三千贯的使用也没有超出地方官的权力规定范围，但是朝中的守旧派，咬住不放，乘机大做文章，宰相等也默不作声。范这时已回京，他激愤地说，朝廷看不到边防将士的辛苦和功劳，一任有人在这些小问题上捕风捉影，加以陷害，这必让将士寒心，边防不稳。他力保滕宗谅无大过，如有事甘愿同受处分。这样滕才没有被撤职，而贬到了岳阳。由此可知，范后来为他写《岳阳楼记》，本身就是一种对朋友、对正义事业的支持，而这是要冒风险、付代价的。他在文章中叹道：“微斯人，吾谁与归”。他愿意和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去为事业牺牲。

三是理性精神。

范仲淹的独立和牺牲绝不是桀骜不驯的自我标榜和逞一时之快的匹夫之勇。他是按自己的信仰办事，是知识分子的那种理性的勇敢。在我写瞿秋白的《觅渡》一文中曾谈到这是一种像铁轨延伸一样的坚定。范仲淹是晏殊推荐入朝为官的。他一入朝就上奏章给朝廷提意见。这吓坏了推荐人晏殊，说：“你刚入朝就这样轻狂，就不怕连累到我这个举荐人吗？”范听后半晌没有反应过来，一会儿，难受地说：“我一入朝就总想着奉公直言，千万不敢辜负您的举荐，没想到尽忠尽职反而会得罪于您。”回到家他又给晏写了一封三千字的长信说：当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今乃一变为忧，能不自疑而惊呼！为公之悔，傥默默不辨，则恐搢绅

先生诮公之失举也。

晏殊是他的恩师、入朝的引路人。这件事充分体现了范“爱吾师更爱真理”。

他刚到西北前线时，朝野上下出于报仇心理和抗战激情，都高喊出兵。主帅命令出兵，皇上不断催问，左右不停地劝说。但他认为备战还不成熟，坚持不出兵。主帅说：“大凡用兵，先得置胜负于度外。”他说：“大军一动就是千万人的性命，怎敢置之度外？”结果，上面不听他的意见，1041年好水川一战，宋军损失6 000 人。此后宋军再不敢盲动，最终按范仲淹的策略取得了胜利。这种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到900多年后有类似一例，就是共产党的粟裕将军。在淮海战役前，中央三下其令要他率师渡江，他三次斗胆向中央和毛主席上书，建议战场摆在江北，终于为毛泽东所接受，这一决策使得解放战争提前三年胜利。

纵观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云，就是对上级、对皇帝，他也实事求是，敢于坚持。这里固然有负责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规律办事，却是他的为人标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能超然物外，克服私心，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就是君子，不是小人。可惜，千年来人性虽已大有进步，社会仍然没有能摆脱这种公与私的羁绊。这个问题恐怕要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解决。你看我们的周围，有多少光明磊落，又有多少虚伪龌龊。凡成大事者，首先在人格上要能独立思考，理性处事，敢于牺牲。而那些人格上不独立的人，政治上必然得软骨病，一入官场，就阿谀奉承，明哲保身，甚而阳奉阴违，贪赃枉法，卖身投靠，紧要关头投敌叛变。我在官场几十年，目之所及，已数不清有多少的事例让你落泪，又让你失望。有的官员，专研究上司所好，媚态献尽，唯命是从。上发一言，必弯腰尽十倍之诚，而不惜耗部下百倍之力，费公家千倍之财，以博领导一喜。某次我亲历一官员手捧笔记传达上司讲话，为核一字，揣其口吻，汗涔涔然，十多分钟。某次，上司看一展览，说好，可再办一个。他立即说，照办。下面反映说，这种事要提前申请场馆，下通知，各地要做预算，时间紧，耗资大，有难度。他说，不管，你就给我办。这种对上为奴、对下为虎的劣根人格实在可悲。而我的一位领导，战争时期就当记者。一次我陪他到农村采访，他一进门就坐在老乡炕上问收入，掀开缸盖看米面，平时在北京，有人从外地来，他第一句话就问：“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工作中他常说，对上负责，先要对实际负责。这种实事求是，又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我们这些后进。我每次读《岳阳楼记》就会立即联想到周围的现实。“不为物喜，不为己悲”，这种对独立、牺牲、理性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岳阳楼记》是一面镜子，能一照千年。这就是好文章的作用，经典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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