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城开封出来到饶州要经过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上竟无一人出门接待范仲淹。他对这些都不介意，到饶州任后吟诗道：“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潇洒过禅师”。“潇洒过禅师”，这是无奈的自我解嘲，是一种无法排解的苦闷。翻读中国历史，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者的自嘲之声。柳永屡试不中，就去为歌女写词，说自己是“奉旨填词”；林则徐被谪贬新疆，说是：“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辛弃疾被免职闲居，说是“君思重，且教种芙蓉”。现在范仲淹也是：君恩厚重，让你到湖边去休息！饶州在鄱阳湖边，风大浪高，范自幼多病这时又肺病复发。不久，成天担惊受怕、随他四处奔波的妻子也病死在饶州。未几，他又连调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四年换了三个地方。他想起楚国被流放的屈原，汉代被放逐的贾谊，报国无门，不知路在何方。他说：“仲淹草莱经生，服习古训，所学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辄不知忌讳，效贾生‘恸哭’、‘太息’之说，为报国安危之计。情既龃龉，词乃睽戾……天下指之为狂士。”

范仲淹已三进三出京城，从东海边到北地大漠，来回调动已不下20次。他想，看来这一生只有在人们讨嫌的目光中度过了。但是他坚持独立的人格，决不与腐败的官吏同流合污。

但忠臣注定不得闲。就像周恩来虽多次遭毛泽东的批评，写检讨，甚至被迫准备辞职，但救火的时候还是要用他。范仲淹也是这样，自1036 年被贬外地4 年后，西北战事吃紧，皇帝又想起了他。1040年他被派往延州前线指挥抗战。1043年宋夏议和，战事稍缓，国内矛盾又尖锐起来。赋税增加，吏治黑暗，地方上暴动四起，仁宗束手无策。庆历三年（1043年）4 月，仁宗又将他调回京城任为副相，又免了吕夷简的官，请范主持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是他第四次进京为官了。

这次他指出的要害仍然是吏治。前面说过，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就是因为上了一个“百官图”，揭露吏治的腐败。七年过去了，他连任了四任地方官，又和西夏打了一仗，但朝中的吏治腐败不但没有解决，反愈演愈烈。他立即上书《条陈十事》。他说，第一条，先要明确罢免升迁。现在无论功过，不问好坏，文官三年一升，武将五年一提，人人都在混日子。假如同僚中有一个忧国忧民，“思兴利去害而有为”的，“众皆指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有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也。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纲纪之坏哉？利而不兴则国虚，病而不救则民怨，弊而不去则小人得志，坏而不葺，则王者失政”。你看“国虚”、“民怨”、“小人得志”、“王者失政”，现在我们读这篇《条陈十事》仍能感受到范仲淹那种深深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急切的除弊救政之志。他条陈的第二条是抑制大官子弟世袭为官。现在朝中的大官每年都可自荐子弟当官，“每岁奏荐，积成冗官”，甚至有“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大官子弟“充塞铨曹，与孤寒争路”。范仲淹是“孤寒”出身，深深痛恨这种排斥人才的门阀观念和世袭制度。他条陈的第三条是贡举选人，第四条是选好的地方官，“一方舒惨，百姓休戚，实系此人”。第五条是公田养廉。十条倒有五条有关吏治。后面还有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等。我们读着这些连珠炮似的言词和条分缕析般的陈述，仿佛看到了一个痛心疾首、泪流满面的臣子，上忧其君，下忧其民，恨不得国家一夜之间扭转乾坤，来一个河清海晏、政通人和。

他不但上书，还实干，派许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员的政绩，调查材料一到，他就从官名册上勾掉一批赃官。有人劝道：“你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说：“一家人哭总比一州县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几个月，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贪官收敛，行政效率提高。但是，由于新政首先对腐败的干部制度开刀，先得罪朝中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有强大的阻力。

他的朋友欧阳修就最担心这一点，专门向仁宗上书，希望能放心用范仲淹，并能保护他，不要听信谗言。“凡小人怨怒，仲淹当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但是皇帝没有为他力拒小人之怨和纷纭的浮议。他一次又一次地无法“自以身当”，终于在朝中难以立足。庆历四年（1044年），保守派制造了一起谋逆大案，将改革派一网囊括进去。这回还是利用了仁宗疑心重，怕臣子结党的弱点，把改革派打成“朋党”。庆历五年（1045年）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已彻底失败，范仲淹被调出京到邠州（今陕西彬县）任职，这是他第四次被贬出京了。冬天，他又调邓州（今河南南阳），而他的庆历新政的战友富弼贬青州（今山东益都）、欧阳修贬滁州（今安徽滁县）、滕子京贬岳州（今湖南岳阳）、尹诛流放筠州（今江西高安）。这时还不像前三次那样是范仲淹一人出京，而是正义势力、忠节老臣全军覆没，被扫地出门。范仲淹当年曾戏说，如再被贬就请准备一只整羊来祭他，现在连祭他的朋友也没有了。

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制度向来是政权的核心问题。不管是忧君、忧国、忧民，最后总要落实在“忧政”上，即谁来施政，怎样施政。治国先治吏，历来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为重点。范之后的王安石变法，仍然将吏治改革作为重点。范仲淹当年指陈的吏治弊病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他在《岳阳楼记》里一再讲的进亦忧，退亦忧，在朝也忧，在野也忧，正是一个政治家对治国实践和历史规律的深刻思考。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在邓州任上，这年他已57 岁。自26岁中进士为官，四处奔波，三起三落，已31 年。现在他可以静静地回顾一生的经历，思考为官为人的哲理。忽一天他的老朋友滕子京从岳阳送来一信，并一图，画得新落成的岳阳楼，希望他能为之写一篇记。这滕子京是他同年中进士的年兄，又在泰州任上和西北前线共过事，是庆历新政的积极推行者。就是因为他敢作敢为，总想干一番事，就常招人忌，甚至被陷害。但滕子京总是这样乐观，这次被贬岳阳，才两年就政绩显著，还重修名楼。范仲淹看罢信，将图挂在堂前，只见一楼高耸，万顷碧波。他胸中不由翻江倒海，那西北的风沙，东海的波涛，朝中的争斗，饥民的眼泪，金戈铁马，阁中书卷，严子陵隐身的钓台，楔入西夏的孤城，仁宗皇帝忽而手诏亲见，忽而挥袖逐他出京，还有妻子牵衣阻劝，长子随他西北前线的冲杀……一起浮到眼前。他喊一声：“研墨！”挑灯对图，凝神静思，片刻一篇368 字的《岳阳楼记》就如珠落玉盘，风舒岫云，标新立异，墨透纸背，洋洋洒洒，震大千而醒人寰，承千古而启后人。他将山水、政治、情感、理想、人格全都熔于一炉，用纯青的火候为我们铸炼了一面照史、照人的铜镜。金代学者元好问评价范仲淹说：“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在文坛为大家。其思想、其艺术，光照千年。”

这篇文章是对我国封建政治文明的艺术性总结。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政界人物多得数不清，历朝皇帝334 个，大臣官员更不知几多。但能写出《岳阳楼记》，并被后人记住、学习和研究的只有范仲淹一人。现在我们知道要出一篇好文章是多么不容易了。好文章是一个人在一定的时代为背景下全部知识和阅历的结晶，是他生命的写照。其中不知要经历多少矛盾、冲突、坎坷、辛酸、成功与失败。这非主观意志可得，可遇而不可求。因此一篇好的文章就如一个天才人物、一个历史事件，甚或如一个太平盛世的出现，不是随便就有的。它要综天时地利之和，得历史演变之机，靠作者的修炼之功，是积数十年甚或数百年才可能出现的一个思想和艺术的高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千年易过，好文难有。

范仲淹为我们写了一篇千古第一美文，留下了一笔重要的艺术财富和政治财富，他也就以不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身份载入史册。

2008 年6 月29 日

摘自2008 年10 月上半月《美文》 

【作者简介】

梁衡，当代作家，山西霍州人。著名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

在当代散文家中,梁衡是作品入选中学教材最多的一位,如《晋祠》《夏感》《青山不老》《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等等。他还是政治人物散文的首创及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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